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节,作者刘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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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新认识乡村教育,需要置于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背景之中。今日教育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单一化的倾向,乡村教育的问题更加严重,乡村教育的内涵依然亏空,这样的结果是大大弱化了乡村少年成长成人的内涵与品质,弱化了乡村少年成长成人的内在可能性。我们重新寻求乡村教育的真精神,一是增进乡村理解,激活乡村想象,二是增进教育生态的多样性,三是带给乡村少年以多样而丰富发展的可能性。乡村教育的基本精神涵括三个基本层面,即基于乡村、坚守教育本色、延续文化命脉三个层面,最终指向乡村少年的健全成人与乡村文明的自我更新。

关键词:乡村;乡村教育;乡村文化;乡村少年

 

 

引言 重新认识乡村教育的基本背景

 

决胜扶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2020年底我国实现全面脱贫。脱贫之后乡村社会的发展路向大抵显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更富,旨在进一步改善乡村物质生活;二是更文明,旨在提升乡村精神生活。这意味着我们解决基本贫困问题之后社会的重心转向全面提升人民生活质量,致力于促进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而人民美好生活的欲求显然已经不止于物质生活的满足,而需要上升到精神追求,以至人的生命质量问题,这无疑离不开教育质量与水准的提升。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才是给予广大乡村少年以美好生活向往的乡村教育?很难想象,当我们以一种从根本上脱离乡村场域的教育方式,能寄予乡村儿童——不管他们今后是远离乡村还是坚守乡村——以充实而愉悦的乡村成长经历。

 

与之相连的另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民族复兴核心就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复兴。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乃是乡土文明,这意味着我们今天需要重新来认识作为文明形态的乡村与乡土文明之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我们所需要的乡村现代化应该是乡村文明的自我更新,是乡村文明融入现代化。这里的前提就是承认乡村文明乃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我们今天大力倡导乡村振兴,显然,我们所需要的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乡村社会的富裕,更是乡村文明的振兴,是乡村个体生活方式的整体提升。教育是文化与文明复兴的重要依据,这意味着今日教育需要上升到文化与文明的高度。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复兴需要什么样的乡村教育?乡村学校作为乡村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与乡村文明自我更新的重要场域应当担负彰显乡村之美、培育乡村之魂、激励乡村之爱的文明使命。

 

这里提示着今日我们重新认识乡村教育的两大基本背景,那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民族复兴。也许我们还刚刚开始有资格重新认识什么是乡村教育,因为我们需要在更高水平层面寻找适合的生活方式,贴切的人性方式与适宜的文明样式,以超越一种粗糙、简单化的现代化模式,而走向一种有深度的、包容性的现代化。一种文化与文明的核心就是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与文明的重塑究其实质正是乡村个体健全生活方式的形塑。人的成长与教育的现代化应有多维面相,而非某种单一的模式,更非单纯的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关注人的成长与教育的多维面相,就是关注人性发展的自由及其可能性。

 

我们再来看今日教育在应试的裹胁中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单一化的倾向,乡村教育的问题更加严重,甚至可以说乡村教育的内涵已然亏空,这样的结果是大大弱化了乡村少年成长成人的内涵与品质,弱化了乡村少年成长成人的内在可能性。我们重新寻求乡村教育的真精神,一是增进乡村理解,激活乡村想象,二是增进教育生态的多样性,三是带给乡村少年以多样而丰富发展的可能性。乡村教育乃是发生在乡村场域之中、以乡村少年成长为核心关怀、围绕乡村学校但不仅限于乡村学校进行的教育活动。乡村教育的基本精神涵括三个基本层面,即基于乡村、坚守教育本色、延续文化命脉三个层面,最终指向乡村少年的健全成人与乡村文明的自我更新。三者对应着乡村教育的三个基本视野,即乡村的、教育的、文化与文明的视野。

 

 

 

乡村教育的乡村性:以乡村为场域夯实乡村少年成长根基

 

乡村教育乃是发生在乡村而且植根于乡村的教育,其乡村性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理解这一“乡村性”,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乡村”这一概念的想象力。在笔者看来,“乡村”包含着这样几个基本的维度:“一是乡村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一是建立在这种自然生态之上的村民们自然的劳作与生存方式,一是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中不断孕育、传递的民间故事、文化与情感的交流融合。”[1]从自然生态到人际事态、文化民情,事实上,从“乡村”概念延伸出的恰是乡村教育得以可能的内在依据或本体支持,也即乡村少年个体与乡村自然、乡村人事与乡村人文之间的关联,作为乡村少年自我生命成长的根基,以此为基础,融入更宽广的文化世界之中,同时也能体现城市取向与现代化发展的教育要求。维柯说到,“在世界的童年时期,人们按本性就是些崇高的诗人。”[2]站在个体发展角度而言之,在个体发展的童年时期,儿童就其天性就是诗人。儿童往往以想象的方式看待世界,这就给乡村以想象的方式更多地进入乡村少年的成长得以可能。

 

我们来看辛弃疾在《清平乐·村居》中展现的一副乡村生活场景图:“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间用茅草盖成的小房子,虽然简陋,但却与周围自然景观(“溪上青青草”)融为一体,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自然背景的铺陈下,村人的活动渐次出场:头发斑白的老夫妻一边劳作着,一边充满爱意地交谈着;大儿子在河东的豆田里锄草,二儿子正在编织鸡笼,顽皮的小儿子则在河岸边躺卧着剥莲蓬。[3]这里所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原初性乡村自然与乡村人事构成的恬静与和谐,同时也提示着乡村少年成长的内在基础。乡村少年成长正是从初始自然的宁静与人际的和谐体验出发,逐步展开自由自主发展的可能性。这种质朴的宁静与和谐构成儿童成长与教育得以发生的基础与背景,也成为乡村少年成长过程中不断回返的生命起点。正如清代诗人高鼎《村居》所写:“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儿童散学后趁着东风放纸鸢,不仅仅是乡村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同时也是乡村儿童在乡村学校场域与乡村生活情景之间的自我转换与回返。乡村向着乡村少年显现自身,乡村少年向着乡村舒展自我,乡村与乡村少年的相互显现与彼此成全,成为乡村教育得以可能的隐在基础。

 

在现实中,置身现代性的裹胁,我们对乡村和乡村教育的理解却可能是失真的。乡村教育的乡村性遭遇的突出问题就是在城市化教育取向中的淹没,我们无法真正关注到乡村教育的乡村性问题本身,我们不过是把城市的教育设计以简约的方式加之于乡村,使得乡村教育失去了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本源。我们需要重申,乡村教育不是城市教育的对立面,城市教育不是乡村教育发展的最终旨归,反之亦然。对乡村和乡村教育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以我们对整个现代化的认识为背景——如果我们全然以对自然的祛魅作为现代文明的认识论基础,在现代社会过度彰显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制度,与此同时,乡村本身在追赶现代化过程中自我隐匿,那么我们必然会以最终消解乡村和乡村教育的方式来回应这一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将会以牺牲乡村这一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土壤为代价获致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而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其背景之下的教育将是无根的。近年网络红人李子柒[4]的出现,其间呈现出来的乃是信息时代乡村文明打开自身的理想形态,同时呈现的也是当下乡村文明自我重建的内在可能性。

 

 

 

乡村教育的教育性:以文质的均衡增进乡村少年成长成人的活力与力量

 

就乡村教育之为教育而言,实际上并没有乡村与城市之别,只有教育与非教育、好教育与坏教育之分。归根到底,乡村教育的核心精神乃是作为一种可能好的教育实践,是一种朝向好教育的实践方式,也即发生在乡村场域之中的好的教育实践。乡村教育不仅仅是作为城市教育的他者,强化城市教育的优越性,它必须跟城市教育一样,都是作为一种可能好的、朝向好的学校教育实践形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努力扬其长而补其短,让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由此而扩展今日教育的可能性。

 

个体成人乃是个体文化化与社会化的过程,更准确地说,乃是一个人从自然个体走向文化个体与社会个体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乡村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方式,本身就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乡村教育最大的优点就是个体与自然的亲缘性,这种亲缘性使得乡村少年能更多地保持切近自然的沛然生气,不至于过早地陷于现代文明之中,更多地依循对自然作为个体成人之本原的坚守。这里的自然,一方面是指大自然本身,包括乡土及栖居其上的草木虫鱼鸟兽,以及为基本生存需要而辛勤劳作的村民,这其间所蕴含的是乡村自然作为个体成人的初始性场域,个体在其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自然也指人性的自然,即生命最初的良好质地,个体成人守住了这个基础,就守住了生命活力的源头活水。

 

 

就前者而言,自然本身有其教育意义,与自然交往是生命的起点或地平线。乡村生活与自然的亲近是乡村相对于城市的优势所在,在城市中,砖瓦楼房筑起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屏障、信息技术手段与通讯设备带来的人与人交往的虚拟化,都使得儿童在生命成长的一开始就远离了原初的自然,客观上造成教育次序上的僭越。这种僭越是一种过早的拔高,是教育中的揠苗助长。反观乡村,儿童在田野间、地头上参与锄地、编织等简单农活,这不仅仅是生存和劳动技能的训练,更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情感认同和实践;伴随着对劳动果实的期盼,个体不仅能够消解劳动带来的疲惫感,获得自我价值感的愉悦体验,而且能够在劳动与期盼中养成积极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这是自然馈赠给人类的最初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就蕴含着某种整体性与丰富性,寄予乡村个体以生命的丰盈。就后者而言,孔子对人性之自然与文饰有着经典的论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得益于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空旷背景,乡村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够表现出更多的质朴、率真与野性,这正是为城市孩子所欠缺的生命之质。同样地,乡村教育相对于城市教育的“欠发达”恰恰使其免于被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概念、新名词、新制度(教育之“文饰”)包裹,从而更多地保留了教育的底色(教育本身之“质”)。

 

这里对自然与生命原初质地的强调乃是基于当下以城市为主导的教育实践过多地对教育与人本身进行文饰甚至是虚饰而言的,如名目繁多的补习班、培训班、特长班、兴趣班,但正如孔子的理想是“文质彬彬”,文与质实际上是同等重要的。对孔子而言,“文”指的是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乐文明,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文化知识教育。就教育的次序而言,文在质后;就成人的标准或理想而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文质同样重要。在这一点上,孔子的弟子子夏就显得不免有些冒进,他这样重述其师对“学”的理解:“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子夏显然是看到了孔子对质的强调,却走得过远,忽视了文的重要性,而认为仅仅是做到孔子所说的孝悌、谨信和仁爱之行就已经是完成了“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对“行”、“文”对“质”的提升,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同样,当我们重新审视乡村教育的价值,也应当避免走得过远,从而将乡村和乡村教育理想化,这同我们将城市教育作为乡村教育的模本一样是不可取的。

 

在今天,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城市教育,面临着过度教育的危机,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大降低了城市少年的生命活力与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更趋向于文质平衡的乡村教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反过来还能给城市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与补充。早在1915年,蔡元培就这样论及乡村教育的优势与不足:“乡村学校优于城市学校者有三:空气新洁,适于卫生,一也;校外多有山林,宜于晨夕之运动,自然之观察,二也;渐染于勤朴之俗,三也。是以近世英、德教育家皆提倡之。然乡村学校之劣点亦复不少:教员孤陋寡闻,不能发展新思想,一也;宗教之固执拘忌之流行,乡村常甚于城市,二也;校中经济,半取给于学生之操作,如榨乳、艺蔬之属,师弟之间,营营于口腹问题,而鲜有高尚之观感,三也。”[1]蔡元培的论述在今天并不过时,我们依然需要审慎地看待乡村教育,既看到乡村教育为我们敞开的好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同时也看到现实中的乡村教育的不足,在扬长补短中迈向好教育的实践。

 

 

 

乡村教育的文化性:以乡土文化的持守拓展个体成人的历史记忆

 

乡村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场域,同时是一个文化场域,是连通着乡土历史与乡村文化的独特的文化空间。这意味着乡村教育的依托,除了乡村自然,就是乡村文化。这里的乡村文化,直接地是乡村民间民俗文化,间接地连通着传统中国的乡土文化,甚至可以说关联着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

 

在文化的视角下,“乡村”就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时间概念。从历史时间观看,乡村作为现代中国特别是现代化都市的前身,指向的是过去的时间,从特定村民们共享的先祖记忆、历史变迁、传统生活方式与习俗,到整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乃至整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所有这些人文与历史传统都需要依靠乡村来承载,由此而显现出我们作为“乡土中国”的特质。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文化不仅是乡村人的文化,而且是全民族的,因为其中蕴含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过往。从循环时间观来看,乡村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存在是超越时间的,或者说是永恒的,其间的特质就是天地人的和谐共生。但这一作为永恒而存在的乡村不仅仅是现实中的特定的某个乡村,同时也是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乡村。人们想象中的乡村既包括对乡村历史的美好回忆,又包括对乡村历史与现实的理想重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乡村概念又指向着我们民族的未来,寄托着我们民族生活方式的持久想象与永恒印记。作为理想形态的乡村文明,其间蕴含着三重质素:基于人与自然相依而生发出来的人天和谐,基于人与人相依而生发出来的人人和谐,基于质朴乡村劳动而生发出来的身心和谐。显然,作为理想形态的乡村文明不仅仅是属于乡村的,也是属于整个中国的,是代表着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与生命理想;不仅仅是关联于过去、现在,也指向未来。正因为乡村代表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承载着我们的先祖先贤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同时又寄托着我们民族的未来,因此,乡村教育就不仅仅是对乡村人的教育,更是为守护我们民族的精神之根而对所有人敞开的教育形态。换言之,不仅仅是乡村需要乡村教育的精神复归,城市同样需要乡村教育的精神裨补,城市教育同样需要保持向着乡村教育的开放性。

 

 

但现实中的乡村文化除了面临新兴的以城市文化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的遮蔽,更为严重的是乡村文化自身的虚空化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大量乡村青年怀揣着对都市生活或广而言之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离开乡土,“逃离”乡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会再回到乡村生活,由此就导致乡村文化中大量优秀、珍贵的传统习俗、手艺可能会永久失传;另一方面,乡村文化的虚空化危机也表现为乡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负面的、不良的习俗、惯例、集体心态等问题,诸如赌博买码、老年人赡养缺失问题。这种文化的断层危机使得乡村少年的精神成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简单地要求乡村少年留守乡村以传承乡村文化,无疑是有悖现代精神而偏狭的做法;同样,要求所有乡村少年很早开始就远离乡村到城市接受教育,或是一味地使乡村本身城市化,则是带有某种文化优越感的居高临下的“施舍”

 

对乡土的出走与回归,实际上不应该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它们共同构成了对一个人的完整教育,因而也是个体完整成人的不可或缺的过程。当然,出走与回归确实是一个人生命不同阶段的象征。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无论身在乡村还是城市,年轻时我们都需要离开(甚至表现为迫不及待地“逃离”)脚下生养我们的这片土地,走出这片四方天地到外面去看世界;而当我们学有所成时,更有责任“回来种地”——以新旧融合的方式在家乡的大地上耕耘。这就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所说,哲人在观看善的理念之后,必须重新回到洞穴之中进行实践锻炼并进而统治城邦,因为正是城邦教育了哲人。实际上,“哲人”的返乡并不仅仅是对城邦的一种奉献,更是自我认识、自我教化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个体年少时的离开应以精神的返乡为旨归。换言之,不管是出走还是回归,我们都需要深深地把乡土扎根在生命之中,而不是沦为唯恐舍之不及的异物。当个体少年时代背井离乡之时,其心中已通过教育种下了对故土爱与认同的种子,是带着一种对父老乡亲的承诺而离开的。因此,教育者的初衷不能一开始就教人背离自己的家乡,乡村教育不能降格为“鲤鱼跃龙门”的工具,相反,我们的教育应当培养的是如孔子“斯文在兹”的使命担当——尽管我们的乡村发展面临很多问题,尽管我们的乡村文化面临“礼崩乐坏”的精神断档期,然而延续乡村文化与民族精神命脉的使命就在我们自身,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想象,无论我们生在乡村还是城市,乡土及其文化想象关联着我们生命的根。而我们不断地出走与回归本身,在返顾并反哺着乡村社会的同时,也蕴含着乡村文化本身的改进与自我更新,进而孕育着乡村教育的生机。

 

我们期待之中的乡村教育,以乡村少年健康成长为根本着眼点,以扎根本土与适应现代为基本教育取向,培养能走出去又能回得来的健全乡村个体与乡村文明主体。在此基础上开展的乡村教育,是立足乡村学校而又超越乡村学校的,师生不仅以教室为课堂、以书本为教材,同样能以天地为课堂,以万物为书本,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心灵被自然滋养,智慧在乡土中孕育,生命在大地上成长。在这里,学校连结着村庄,学生在发现、思考、应对周遭村落问题中培养自己的思维、提升自己的能力、扩展自己的乡村情感,在村落服务中养成责任与担当,在天人之际找寻生命的永恒寄托。与此同时,乡村学校又通过网络连接着外面的世界,打破了乡村与世界的隔离,扩大乡村少年的学习空间,让对话、学习、交流可以随时隔空发生,让他们不仅立足于乡村世界而生长,同时也面对整个世界而积极成长。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整全而富于生命力的现代教育形态,乡村教育的精神不仅是植根乡村的、传统的,同时也是开放创新的、现代的;这种精神之价值不仅是属于本土的、中国的,同时也是属于人类的、世界的。

 

 

注释:

[1]刘铁芳. 乡村教育何处去:乡村文化式微的省思[A]. 载金生鈜编. 教育:思想与对话(第2缉)[C].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19-228.

[2]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朱光潜译,1986年,第98页。

[3]参见刘铁芳. 以教学打开生命:个体成人的教学哲学阐释[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65.

[4]1990年,李子柒出生在四川绵阳。幼年父母离异,她跟随父亲一起生活。1996年,父亲早逝,后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做过乡厨,善于农活,也会编制竹器。在爷爷做饭的时候,她常在一旁打下手。李子柒还曾和爷爷一起做木工,陪奶奶做饭,庄稼成熟时她也会下地干活。她读小学五年级时爷爷去世,奶奶开始独自抚养她,生活也变得艰难。2004年,李子柒为了谋生,开始在城市中闯荡。2012年,因为奶奶生病,需要人照顾,她便留在家乡,以开淘宝店为生。此后,李子柒开始在网络上发布视频。摸索一段时间后,她便转而拍一些自己真正拿手的事,比如做饭。2015年,李子柒开始自拍自导古风美食短视频。在拍摄内容选择上,与奶奶生活在一起的李子柒选择了最熟悉的“农村生活”。其最初设定的话题取自俗语:“四季更替,适食而食”,后改成“古香古食”。2017年4月,李子柒制作秋千的视频在美拍上点击量突破1000万,全网播放量达到了8000万,点赞超过100万。2018年1月,李子柒的原创短视频在海外运营3个月后获得了视频平台YouTube的白银创作者奖牌 ,粉丝数则突破100万,她也被国外网友称为“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2020年1月1日,李子柒入选《中国妇女报》“2019十大女性人物”;4月29日,其在YouTube平台上的粉丝数突破1000万,并成为了首个粉丝破千万的中文创作者;5月19日,她还受聘担任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首批推广大使。(参见“360百科”之“李子柒:中国内地短视频制作者”,https://baike.so.com/doc/27155270-28593623.html)

[5]蔡元培:《一九OO以来教育之进步》,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