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聪:我们的选择,请你看见
 

项目/机构介绍

 

残障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社会与公众不停给残障群体贴上各种标签,从而逐渐建构了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影响了残障群体平等享有基本服务和工作的权利。

 

中国有8500万残障人士,数量与德国总人口相当,占中国总人口6.4%。由于残障事业起步较晚,设施基础相对薄弱,公众意识不足,中国当前仍有大量残障群体出于低可见度状态,甚至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图为:残障历程的图标。

 

为促进残障社会融合的发展,系统提升残障群体和公众的残障平等意识,推动残障社群的文化建设,在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于2013年出品的《有人》杂志的基础上,2020年,“残障历程“以北京市知了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为实体正式创立,发起人蔡聪任总负责人。

 

笔者按:

 

就在访谈蔡聪的不久前,和某个人闲聊时我问他,对于以后残障群体的辅助性设施方向有什么想法?对方随口的回答让我特别意外:“那个我觉得不着急吧,残障群体他们平时也不出来啊,做了也没什么用。”

 

意外的不仅是这句话,更是因为他的职业:他在社会公共服务设施行业工作,工龄很长、职位不低。

 

是因为残障群体自发不愿意参与社会活动,所以不需要为他们提供辅助设施?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残障群体看作和自己一样的社会成员,以至于无形中利用偏见将他们困在家中?

 

你我心中皆应有个答案。

 

图为:一张蔡聪的个人照片。

 

蔡聪是一个特别欢乐的人,表达欲和情绪感染力极强。如果不是他在交流过程中用“我们”来指代视障群体的话,仅凭社交媒体上的交流,没人会想得起来他其实是低视力视障者。

 

因为上过奇葩说,也得到过很多报道,蔡聪也算是个破圈名人,他拒不因为“完蛋的人生”而去做一辈子盲人按摩师,而是加入了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并致力于进行残障人士融合倡导的经历,被很多媒体着重渲染过很多遍。所以在访谈中,我们没有再就蔡聪加入公益组织之前的心路历程提出太多问题。按照主人公自己的意思,那段故事可以以三联的报道为准(点击此处查看)。

 

 

当然他的上一段生活也不能完全略过。在我们看来,蔡聪毫不怵事儿的性格以及后来参与的公益方向多少有点无心插柳的意思。蔡聪失明的时候,因为老家信息闭塞,他的家人并不知道还有“盲校”这种存在,这让他得以在普通公立学校里完成了基础学业,没有与主流社会隔离开的这段生活,让他在没有概念的时候就先体验了一把朴素版“融合教育”(当然这说的只是蔡聪可以在普通学校跟着上学,没有现在法律规定的各种支持)。

会融合概念:

社会融合是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享受正常的生活和所在社区环境,并应该享受的正常社会福利。

高三前的蔡聪还没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在未来道路的选择上有什么质的不同,直到跟着千军万马一路模模糊糊走到那座独木桥前时,将将成年的他才终于意识到了身为视障群体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想家里蹲,他竟然只有那么几个选择,要么学音乐、要么学按摩。

 

 

 
图为:蔡聪的非视觉摄影作品《起点与终点》。
 

从长春大学针灸推拿专业后,蔡聪看到了一条来自“一加一”的实习生招聘,实习内容是给残障人士做广播节目。尽管蔡聪自己对广播节目的兴趣一般,但起码这是做按摩师以外的选择。2010年,蔡聪来到北京加入“一加一”,又半年后转正,就此开启了他近11年的公益生涯。

 

其实这是一个细思异常微妙的事情。在我们去谈论非残障公益人的职业选择时,很多人的选择是被视为“牺牲”的,提起谁家孩子毕业后去了公益组织,旁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明明可以,但是竟然”的意味在里面。而对于蔡聪和他背后的中国1700万视障群体,人们给他们的定位却如蔡聪的大学辅导员:盲人以前只能乞讨卖艺,现在能上大学了,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有其他不切实际的想法。按这样的标准,蔡聪能加入公益组织并成为一个让嘉宾全体起立鼓掌的奇葩说选手,在一些人看来恐怕不但不是“牺牲”,还应该算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成了真。

 

因为总在公开分享中吐槽视障群体与按摩师的被迫绑定,蔡聪常被人误解成是给其他同伴拆台。“但我真的从来没有反对过视障者从事按摩师职业。”他有点儿无奈,“我反对的从来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视障群体除了按摩师,别无选择。”

 

“我不行,我卖不了惨”

 

 

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是中国本土残障人自助组织(DPO)发展的支持平台,旗下有多种不同类型的组织模式,每个组织针对的都是残障议题在不同层面的需求和发展,负责人们以集团合伙人的身份凝聚在一起。作为加入11多年的元老和残障历程(北京市知了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发起人,蔡聪也是合伙人之一。他的专攻方向是公众倡导,覆盖的受助群体是中国包括视障群体在内的所有残障人士。

 

 

图为:2017年蔡聪在3ESPACE做无障碍分享。


 

“一加一”的整体倡导理念侧重对残障社群的权利意识启蒙,与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推进,以及社会融合理念与相关知识的传播。也就是让残障群体清楚认识到自己拥有的合理权利,然后以主导者、影响者的身份发起倡导行为,促进社会意识的改变。我们不需要特意问蔡聪他是怎么接受这种认知的,因为以他的经历而言,这完全是顺其自然的事。

 

无论是在其他媒体采访中还是在我们的访谈中,蔡聪从来没有流露出过任何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态度。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认为“视障者更要和身边的人搞好关系”,所以一直很鼓励他接触非视障群体,这反而帮助蔡聪形成了很健康、自信的自我认知。中学时代的蔡聪一直觉得自己能和同学们一起上大学,也就是当年还没有盲生参加高考的制度,不然现在的他可能开启的又会是另一个人生。

 

加入“一加一”这个残障群体自己发起、运营和管理的组织后,蔡聪更是借助哈佛法学院残障项目、人大法学院、国际助残等国内外组织为“一加一”提供支持的机会,吸收了大量来自国际的理念,其中第一条就是:残障群体才是他们自己的专家。

 

“说到这个我就真的很感谢哈佛大学法学院这些年在专业上给我们的支持。”蔡聪告诉我们,他来“一加一“后做的第一个工具手册叫《看不见的权利-给视障人的手册》,手册内容就是让视障群体知道自己到底有哪些可以争取的权利。当时哈佛法学院中国项目的负责主任和蔡聪说,这个手册要由他们来编。蔡聪当时一脸蒙圈:“我就觉得,啊?你开玩笑吗?这种当然应该专家编,我们哪儿有能力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可以提供支持,但这必须是你们自己来编,你们自己才是这个手册的使用者。”

 

 

 
上面有一个额外的二维码下载。

 

躲不掉就只好上,最后手册还真让蔡聪他们自己编出来了。“编出来后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没想到,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手册编得挺好的。”蔡聪语气之自豪溢出屏幕,“我们没有用很多复杂概念,就是用日常生活里遇到的事来讲。比如关于隐私权这个事情,我们就讲,你在超市里想要刷卡,别人看你看不见,就说我帮你吧,你把密码告诉我,然后你不想告诉他,他还不高兴了,觉得你是在怀疑他。这种情况很多视障者也很困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忒不识好歹,是不是残障就没权利拒绝别人的帮助?那我们在手册里就讲,这就是你的权力,你不应该有这种自我刻板偏见,要突破这种想法。”

 

残障群体(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面对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或者说不仅是)物质障碍,而是来自社会、意识的障碍,很多时候,连残障群体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可以诉求什么,这就导致他们无意中把主动权让给了其他人。通过哈佛法学院残障项目,“一加一”的合伙人们学到了最关键的一课:公益的本质是赋能受助群体,而赋能是一种参与的过程,只有在参与中,受助群体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图为:蔡聪在奇葩说上做脱口秀。

 

“不管我们眼里他们一开始的能力有多差,这都不是我们代替他们做决策的理由。你觉得他不行,就去替他想替他做,那你就从一开始剥夺了他发展的机会。”

 

直到今天,在和任何专家进行残障相关的合作时,蔡聪都会坚持确保残障参与者一方的平等地位和主导性:“这种态度其实就是哈佛法学院最早带给我们的。在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他们就坚持一定要辅助和引导我们自己把事情做出来,这让我们从此有了自信。”

 

话题回到残障历程的倡导上。蔡聪直言,中国的很多公众和资助者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公益慈善理念上,特别是面对残障群体,人们难以摆脱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态度,以至于残障议题下的公益项目都不得不面临两难的选择:是要顺应公众的认知、满足他们建立在自身理解上的情感需求,靠某种意义上的“卖惨”来求得资源,还是冒着不被接受的风险去教育和改变他们?“要是论难易程度,那当然是直接倡导公众去献爱心更容易,残障群体自己去倡导就满足不了很多人对献爱心的想象了。”

 

蔡聪想表达的其实是公益领域里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说的粗暴一点,就是部分公益从业者存在一种“受助群体不够惨就体现不出项目价值”的取向。蔡聪说这是很可怕的现象:“我们是需要无障碍的社会环境,不是什么都不会做,只能躺在那里等着别人来帮我们做。有些助残项目从设计上来说,对残障群体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形式性的献爱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这一点他们并不真的在意,还都把自己感动得不得了,你还吵不过他们,说多了就成了你不识好歹。”

 

 

图为:蔡聪在演示如何用手机进行非视觉摄影。(图源:界面新闻)

 

 

残障历程的资金主要来自认同其价值观的基金会,众筹渠道的资金来源很少,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受困于残障人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融合意识倡导类的项目实际上是在冲撞社会观念,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你让公众伸出援手,一起给残障群体圆梦,这是很励志、很感人的事情,很好触发他们的行动。但你要是跟他们讲,说要和残障群体在融合环境中平等的工作、生活,说白了就是你一个大众眼里的弱势受助者居然还要来说教别人,这在当前的传统慈善观念下很难获得认同。”

 

其实,当可以用身上的标签去获得利益的时候,人们就容易倒向利益,这是人性,蔡聪也不是例外。只是在他看来,短期的利益带来的可能是长久的刻板印象,而他是个信奉长久利益的人。如果愿意,蔡聪当然也可以呼吁公众为他圆梦,只不过他不愿意。

 

“我不行,我卖不了惨。”

 

“是这个道理,可谁爱听这个?”

 

残障历程有一个相当清晰的三层结构。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向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程度的培训。其中针对残障社群的是系统课程,内容包括残障意识基础、核心概念与模式、对残障者应有权利的理解以及配套倡导技能训练;针对各领域利益相关者的是各种专题性课程,包括如何在媒介、教育、法律、产品设计等领域正确融合残障视角;面向政策制定者,是和有影响力的组织、专家一起合作推进政策优化;面向公众,则结合各种当下话题,以公众演讲和内容传播为主。

 

这些内容会进行分类分层,知识型的内容置于线上,方便人们更广泛地接触、了解、分享。触达人群中有更多行动意愿的则会参与花样更多的线下活动,一起分享和分析生活经验,促进行动和社区共建。

 

 

 
图为:蔡聪在讲台上,给大家进行培训。
 

另外两个方向,一边是与残障社群文化、残障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包括研究报告、工具手册的编写等,此外也有和利益相关者合作进行的交叉学科研究、政策问题研究等。另一边则是面向公众的残障文化产品生产,比如故事、非视觉摄影、诗歌、表情包等,通过软性的方式进行公众倡导。
这种业务结构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蔡聪刚来“一加一”实习的时候,移动互联网还没有完全起势,所以主要是以广播形式进行信息的递送。2013年后,为了拓展倡导形式,当然也是考虑到蔡聪自己的兴趣,他和团队开始向文字杂志形式转型。微博微信等平台兴起后,又逐步过渡到新媒体。在倡导内容的框架上,早期蔡聪还比较像是在做杂志选题,觉得最近什么事情值得关注就去蹭蹭热点。也是花了几年时间积累经验和对受众的跟踪分析,他才逐渐梳理清楚工作逻辑,开始根据不同倡导目标的需求和发展阶段来进行系统分类。

 

不过,结构是结构,思路清晰并不直接等同于推进速度。虽然蔡聪始终都是个笑嘻嘻的口吻,但我们还是听得出来这种顶着主流意识来的倡导有多让人头秃。

 

公众这块不必说,肯定难度很高。蔡聪一直希望以后能做出一些好的公众教育产品,实现营利,从而更好地维持其他工作,但他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切入角度。“比如说,有的公益议题可以与儿童批判性思维教育、大自然教育相结合,家长会觉得这对孩子有用,那他们就更乐于接受和参与。”相比之下,残障议题下的生命教育、社会包容教育,市场就显得非常小,“很多家长会很功利地问,这个事情对我孩子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我还真答不上来,我说能让他们的孩子更加尊重别人、能够思考人生?这答案太虚了,不如大自然教育,起码可以说孩子能学知识还锻炼身体。”

 

 

 
图为:演员朱亚文体验视障群体生活。
 
 

曾经也有一些人找过蔡聪,说希望能合作做一些体验型的合作,不过是那种以“教育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健康”为出发点的设计。但蔡聪说他轻易不进行这种尝试:“我们也会做这种活动,但这里有个悖论,有些给非残障者的简单体验活动都有种倾向,就是到头来它加固了‘残障很可怕’的偏见。有家长带孩子来参加,是想着,哼,我看这孩子以后还玩不玩那么多手机电脑了,这种目的倒也不是就完全不行,但是少了些东西。最后体验下来,大家只留下了‘我要保护视力’这部分,没有记住‘视障群体也应该享受平等的生活方式和环境’。”

 

这种体验最后到底让人们收获了些什么?怎样才能在符合公众需求的同时融入残障融合理念,找到市场和公益的平衡点?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蔡聪。我们问,不能直接和家长说“残障教育本质上是在给他们的孩子兜底”吗?(谁也保证不了万一哪天会不会残了)毕竟蔡聪们也不是天生就是残障人士,眼睛看不见之前的蔡聪难道不是“别人家的孩子”?蔡聪笑了,还挺开心:“哎呀,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样的残障教育就和卖保险一样,你说的都对,可谁爱听这个呢?”

 

即便是面对专家,中国残障群体的融合倡导也存在空白。国外专家照搬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跟中国的情况匹配度不高,容易变成空中楼阁。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环境里,很多基础理念不拆解清楚,会给残障群体造成“我明白了,但又没完全明白”的尴尬局面。培训中似懂非懂,到生活中又原形毕露的事情,蔡聪见过不知道多少次。

 

另一边,中国本土的公益专家则容易反复陷入到传统助残逻辑里。“你和他讲融合,他们能懂也接受,但是唠着唠着,那种对残障群体的不信任就又出来了。甚至有的人会觉得,你残疾人跳出来搞什么事情,你不需要帮助,那我们还是去帮助想得到帮助的人吧。”

 

 

图为:蔡聪在失明者电脑专项培训班中讲话。

 

 

甚至有时候,残障者自己都不认可残障者。蔡聪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很多地方是让非残障者培训残障者。他说这就像让男性给女性倡导女性主义,理论上可以,但你真的很难想象他比女性更理解女性的处境。“残障群体也是一样的。有的人为了让自己的培训有正当性,就说哎呀你们残障群体现在能力还不行嘛,我先帮你们起个缓冲作用,你们行了再让你们来。”为了证明残障群体自己也行,蔡聪不得不在公开平台上给自己加了很多“培训师”“引导师”的称谓,还得配以诸如哈佛大学法学院、联合国等高大上的组织名词。“以前我们都不写这些,但是没办法,很多人就是不相信残障人士还能自己提升自己。” 

 

公益参与的本质是什么?是靠情感驱动的一时冲动,还是对“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这不是只有残障领域才需要反思的问题,只不过在残障群体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这种事儿你说多了,也会面临很多压力。”蔡聪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但我这人就又总是想去说这个事儿。”

 

 

“我们不能光自己嘴上痛快”

 

按照我们的访谈习惯,一般聊到这时候,受访人们都会进入到自我反思环节。蔡聪是受助群体的一员,也是一个受过相当多专业技术培训的公益人,我们很好奇他自己有没有因为偏见和不信任受助群体而犯过错误。

 

他马上就说,当然有。

 

2013年的时候,“一加一”做过一些针对残障社群的小额资助,当时有个宝鸡地区的资助申请,计划是组织残障者去法门寺游玩,因为景区没有无障碍设施,所以要雇志愿者把他们抬上去。

 

蔡聪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那种献爱心的助残吗?”出于谨慎,蔡聪又和申请者聊了聊,结果申请者告诉他,当地残障群体基本都不出门,这个活动首先是希望他们能走出家门,其次法门寺台阶特别多,志愿者就算是来献爱心的,把人都抬上去也多半会累到崩溃,这时候他们就可以倡导无障碍设施。

 

 

 
图为:一张蔡聪的个人半身照。

 

“我说你这这这……你这怎么不写在项目书里?!他们说,啊可是我们不会写啊,以前申请别的资助都是这么写就行了。”这个颇具巧思的小方案对蔡聪来说是极其深刻的教训。同为残障者,蔡聪来自城市,在一线城市工作,接触融合理论很早,他的经验和认识和其他环境下的残障者不一样。即使同属一个群体,他的经验局限性仍然会影响判断。

 

“所以后来我就特关注这方面的事情,努力改变自己的思路,优先从受助者的情况去思考,是不是他们能做的事情对他们自己来说已经是走出了第一步?如果是的话,那哪怕是资助他们组织社区里的残障群体一起吃个饭,我们都该支持。”

 

当然,资助聚餐这种情况在写提交给资助方的报告时会比较头疼,因为要“升华”意义才能得到认可。“但就算这样我也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站在受助群体的角度去看事情,不能盲目用自己的思维框架去理解。”

 

残障历程在未来有两个规划方向。其一是继续拓展残障社群,用现有资源做更多支持和发展残障群体技能的机会,让中国各地的残障人士能够在自己的社区做融合倡导。残障历程自己则会延续哈佛法学院传授他们的参与式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转型成支持者。

 

其二是继续促进残障融合,让残障群体和更多利益相关者一起工作。“我以前爱批评别人,你看我刚才也说了很多吐槽的话,但我也知道这样并不利于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光自己嘴上痛快,知道了自己的权利就开始指责对方,这其实是在小范围内形成了新的压迫。”

 

 

图为:蔡聪和你我伙伴一同举办的性教育活动。
 

 

无论是倡导什么,本质都是要学会解决问题,思考怎么和更多利益相关方形成合力。就像法门寺那个小小的活动,在顺应志愿者献爱心的情感需求的同时,也能挖掘出社会融合的嵌合点。“对于任何观念上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我们都该根据他们能做的提供建议,他们能做到一点点就很棒。”蔡聪希望在以后面对一线公益工作者的时候,他的角色不再是督促者、监督者、批判者,而是合作者、支持者,以及工具的提供者。

 

另一个蔡聪打算多花精力的地方是公益行业的源头,也就是资助者。在全中国乃至全球来看,头部资源在行业里起的引领作用都是最强的,基金会们拥有融合视角,会给整个公益行业带来改变。残障和很多领域都有交叉,资助者思维的转换可以促进更多公益领域融入残障议题。

 

“不过这里也有些问题需要去琢磨。现在很多人很迷恋数据分析影响力,这样会不会忽略一些公益本质性的东西?这是需要警惕的。”蔡聪又笑了起来,“不过这就是你们三一基金会要去研究的问题了。”

 

 

 
图为:蔡聪在大笑。(图源:界面新闻)

 

蔡聪的女儿今年5岁了。我们最后的问题是,他想过要怎么跟女儿解释自己的工作吗?蔡聪说,他没有解释过,也没有被女儿问过。

 

“我会直接带她参与,在参与过程中她会接触到很多残障群体,她会一点点理解我在做什么。如果我要费尽心思给她解释,那我就没有把自己和孩子放在对等地位上。我只会给她一个选择,让她进入我的生活,然后再决定自己想要的生活。”

 

有一次蔡聪和女儿聊天,说到女儿有个同学老到处乱跑乱跳,摔坏了怎么办。女儿说:“嗯,如果摔坏了,他坐轮椅就好了。”说这话时,小姑娘就像她爸爸一样,语气如同在说下雨出门要打伞。

 

蔡聪的女儿或许不会说出任何公众想象的答案。

 

她自己看到、找到的,就会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