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Replacing Smart Talk With Smart Action

作者:Jon Huggett & Dan Berelowitz

 

 

“看似高端、智慧的讨论”并不能保证有意义的沟通或者必然导致有效的行动。我们都经历过这种情况:你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或者论坛,有人提出: “以系统变革为重点的创新,需要一种能对干预性资本进行破坏式再定义的激进意向性。”你基本没搞懂这是在说什么,但你还是点了点头。

 

你想要跟上节奏,因为屋子里现坐着很多资方,而你的项目迫切需要他们的资金。与此同时,你担心自己可能是在浪费时间:你正赞同着那些官样文章,或者更糟糕,报名参加着各种你并不真正理解的活动。这就是“巧言陷阱”: 使用模棱两可的流行语,却不清楚它们的特殊用途。

 

“巧言陷阱”(smart-talk trap)一词是20年前管理学学者Jeffrey Pfeffer和Robert Sutton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他们写道,聪明的演讲者听起来自信而清晰,他们可以有好的想法,但是他们总让事情听起来显得很(不必要的)复杂,并且经常用演讲来代替行动。

 

正如在商业中一样,公益领域中的各种巧言令色常常导致不作为、效率低下和项目失败。相反,我们需要的是清晰、简单的语言,这些语言可以很容易地创造一种共识,并导致更有成效的项目和更大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常常使社会创新者和公益人陷入“巧言陷阱”的术语。

 

 

 

规模

 

在建立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时,“规模”有时是个好词儿。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时只是个试点的道路垃圾回收模式如今遍布世界各地,它的规模极大减少了我们对原材料的需求,从而保护了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

 

但更多时候,“规模”这个词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含义。例如,“扩大规模”、“规模化经营”和“规模经济”都是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方法来实现。“扩大规模”意味着扩大解决方案,使其完全解决一个既定问题,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承担越来越大的问题,例如根除天花;当一个组织的规模达到能够解决一个问题的相对较大部分时,人们可能就会说它是“规模化运作”,尽管这有时候是一种主观的判断;有时 “规模经营”还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如企业根据自身规模实现成本节约。

 

“扩大组织规模”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表述。它可能意味着一个组织变得更大,财务更有保障,但不一定保证更有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组织规模可能会和问题规模一起增长。比如有个叫“直面恐惧”的项目,这个项目旨在阻止青少年参与犯罪。他们的想法是让年轻人参观一下监狱,花时间在牢房里听长期服刑的成年犯人讲述他们做出的错误选择以及他们犯下的罪行。这些企图用吓唬的方式让年轻人不犯罪的演讲在世界各地扩展和复制。然而没有谁能真的回答,这种干预是否真的减少了犯罪。实际上从后来人们的研究结果来看,这项目不起作用就算好事,最坏的情况下,它反而造成了伤害。

 

 

可持续性

 

如果可持续性意味着正向变革能够持续,那么它就是好的,比如正在非洲大陆被迅速复制的非营利性街头商业学校,它在提供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可以为低收入妇女提供商业培训,帮助她们摆脱贫困。

 

然而,可持续性实在是有太多分支了,每种类型都有一系列可能的含义:比如生态可持续性意味着碳中和还是什么更微妙的东西?社会可持续性是指一个包容性的机构还是一个与现有权力结构合作的机构,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金融可持续性又是什么,除了“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这种说法外,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能给这项目付钱?

 

当然所有这些名词都可能是有意义的,只是追求一个目标可能会与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所以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在使用怎样的定义很重要。可惜,鉴于只有1% 的国际发展项目在项目结束时会评估其影响,我们很难知道各种花里胡哨的“可持续性”到底实现了多少,或者,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其实阻碍了可持续影响力的实现。

 

 

创新

 

创新可以意味着提出突破性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从而带来不同,还可以意味着逐步提高某些事情的效率。

 

但是,关于创新的各种花样讨论也可能诱使我们采取错误的行动方针。资方向来热爱创新,所以社会创新者通常会为了某些和社会问题无关的原因来尝试提出一个新的突破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对已经显示出希望的现有项目进行渐进式改进;或者因为尝试(可能不起作用的)新事物而忘记(我们知道能起作用的)旧事物;再或者重新包装解决方案以获得资金。——没办法,毕竟当资方只顾着到处找新东西的时候,你就很难获得资金去开发一些真正有效的东西。当你天天就围着“新”做讨论,并忙于从各种来源获得以“创新”为名的资金,你这一系列的操作最终会让你的组织偏离使命的核心。

 

 

协作

 

拥有共同事业的组织往往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和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只要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意思,同时不要落入某些“巧言陷阱”,多方的讨论就可以转化为行动。

 

比如说在20世纪早期,小儿麻痹症曾经每年使成千上万的儿童瘫痪。如今小儿麻痹症已经被根除了99% ,全面根除的目标已然在望。这要归功于由各国政府和各种国际组织共同领导的全球根除小儿麻痹症倡议,这些合作伙伴致力于共同根除这一病症,努力实现各自为战时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谁该对什么负责。

 

但是协作并不总是值得为之付出努力(或者钱),而且协作本身也不是一种目的。比如有一个著名的双边捐助者曾经强迫受捐者与非洲各地的医疗诊所网络进行“协作”,结果谁也没空推进项目解决硬性的、实际的冲突——比如到底打算在哪里投放资源,所有人都在不停就“协同”进行各种精彩纷呈的讨论,等项目结束时,这种所谓的伙伴关系根本没法发挥任何潜力。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这是三个聪明的想法,有一些关于它们的讨论也曾提出很好的问题,比如多样性的哪个维度最重要?我们所说的公平与平等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知道人们什么时候会真正感到被包容或可以安全地表达自己?

 

可惜人们很容易陷入只谈论这些概念,而不采取明确行动的陷阱。比如在美国,公益组织天天呼吁要加强组织多样性,但调查显示的结果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是那个样。——他们还保持着以前的招聘方式,怎么可能变得更加多样化?许多关于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的谈话反映的不过是一种“美德信号”,而不是真的在促进“良性变化”。而且搞不好情况比这更糟糕:可能某些“巧言陷阱”就是有意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现状呢?

 

 

系统思考

 

系统思考是创造未来愿景和理解如何实现愿景的一种聪明的方式。Srik Gopal、 Donata Secondo 和 Robin Kane 对这个名词提供了最好的定义之一:“帮助我们理解动态系统相互依赖结构的学科。”在 Donella Meadow 的书《系统中的思考:入门》中,她这样解释系统思考: “系统是一系列相互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自己的行为的事物。系统思维寻求识别和分析这些行为,以便改变或影响他们来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需要记住,谈论一件事的复杂性并不等同于是在解决它。英国著名社会企业家Stephen Lloyd的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系统思维的例子:他注意到,尽管当地非营利组织的风险较低,英国保险公司却仍然向他们收取与小型企业相同的保险费。于是他与相关组织合作,创立了一个叫CaSE Insurance的保险项目,将非营利组织分门别类,提供成本较低的保险费。很快,整个英国保险市场做出了回应,在全国范围内调整了针对非营利组织的保险费。在这个案例里,Lloyd了解整个保险体系,通过拉动正确的杠杆来改变它,当地非营利组织节省了数百万英镑。在实现了系统变革后,也就是所有英国保险公司都向非营利组织提供较低的保险费标准后,他就把自己最初的项目关闭了。

 


现在再想想本文开头的那句话: “以系统变革为重点的创新,需要一种能对干预性资本进行破坏式再定义的激进意向性。如果你奶奶问你这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会说,这意思是为了改变世界,我们需要把钱放在别的地方。”——坦率地说,这真是废话,既没有多大用处,也没有多大启发性。

 

经验告诉我们,当看到或听到诸如规模、创新或系统思考这样的词语时,你最好不要再人云亦云、假装点头,而是要先停下来,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想推动社会部门产生真正影响,我们需要少一些滥竽充数、不接地气的概念宣传,多一些简单、直白的表达,只有直面怕自己看起来不够聪明的恐惧,投入精力在让沟通变得更加有意义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达成共同理解,采取共同行动来改变我们身处的系统,并在未来得到真正的回报。


编译/Lynn
网站编辑/李妮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