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1年2月3日上午,《中国公众捐款》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本书已于2020年12月出版,作者为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研究人员。

据介绍,《中国公众捐款》阐释和反观了本土公众捐款特征及其文化内涵,围绕谁在捐、怎么捐、捐给谁等问题,对捐款公众特征、捐款规律等进行了扫描。结论对决策者和非营利部门从业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该研究也为进一步国际比较奠定了基础。

以下为《中国公众捐款》的主要结论。

谁在捐款?

(1) 39.31%的个人曾在过去三年里捐过款,过去一年(2018 年度)的比例为 32.54%。这一比例比国内已公开的相关研究数据略高,但远低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公众捐款比例;

(2)2018年中国公众日常捐款的总金额约为1526.35亿元。这一数额约占当年GDP(90.03万亿)的0.17%,显然这一比例较一些发达国家很低;

(3) 在已捐款的被调查者中,30.08% 的年平均捐款为50元及以下,55.41% 的捐款者的年平均捐款为100元及以下,只有9.63%的捐款者年平均额度超过 500元;

(4)一般认为政府动员公众捐款的力量很强,但统计结果中职业对捐款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公众对于捐款动员方的官方或民间组织的性质并不敏感等因素有关;

(5)学历、收入和公众捐款数量有显著相关。但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在捐款方面更加慷慨;

(6)个人日常捐款和志愿者经历高度正相关。捐赠人群中志愿者的比例比非志愿者高出两成。在捐赠频次 层面,志愿者过去一年的平均捐款频次比非志愿者约高出0.5次;从捐赠金额来看,志愿者过去一年的捐款数量要比非志愿者高200余元,高出了八成左右;

(7)对慈善组织信任程度越高,公众捐款的可能性越高,个人日常捐款数量越多公众未来的捐款意愿也越高。

为什么捐款或不捐?

(1)在为什么捐款的评价中,前三位最重要的原因分别是“有余力者应该帮助别人”(60.2%)、“被救助 或募捐的信息所感动”(36.6%)以及“捐款体现了公民的责任”(18.4%)。也就是说,内在价值的实现是公众捐款最重要的动因。

(2)非捐款者则倾向于淡化个体内在价值层面的影响,转而强调自身经济条件、身边氛围的影响、组织的可信任度或社会政策等客观环境的制约。如“没有足够 的钱进行捐赠”(50.70%)、“不能辨别求助信息的真假” (42.80%)、“周围的人很少捐款”(29.70%)、“担心所捐款项不能得到合理使用”(25.10%)、“捐款解决不了多大问题”(22.80%)、“没有相关的求助或募款信息来源”(17.20%)、“没有方便可靠的捐助途径 和平台”(15.30%)以及“不相信募款的慈善组织或机构”(11.50%)等。

(3)捐款者对国内捐款环境满意度要高于未捐款人群,持续捐款人群不论是对国内捐款环境满意度还是对个人捐款行为满意度都明显高于未持续捐款人群。

(4)过去12个月内,仅有极少部分(1.4%)捐款者明确表示享受过税收减免政策。

综上所述,正向推动公众捐款的因素包括收入、志愿服务经历和组织信任程度等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形差别不大。而导致公众不捐款的情况显然不同,即中国公众捐款的政策、组织、交往圈等环境还亟需改善。在假定非捐款者收入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善捐款环境、提升慈善相关信息的透明度与可信度和加大倡导力度等应该是提高公众捐款水平的有效途径。

捐款到了哪里?

(1) 55.5%的捐款人选择了网络个人求助和互助平台,32.40%的直接捐给了受益人,16%的捐给了慈善组织,捐给单位或集体组织的比例为15.4%,捐给指定网络公募 平台的捐款比例为 8.9%;

(2)公众捐款对象最多的依次是儿童青少年(41.10%)、残疾人(17.00%)、老年人(14.00%) 和妇女(6.00%);

(3)接近60%的受益对象为陌生人,而捐款对象是熟人的比例为31.6%;

(4)医疗健康、减灾与救灾、扶贫与发展是中国2018年度公众捐款的最多三大领域,分别占 50.90%、15.40%和11.70%。

综上所述,不管是捐款流向、捐款对象还是捐款领域,都能明显看到中国公众捐款带有很强的救济扶弱取向即偏重于生存和救助性而非发展性的需求回应,这与发达国家公众捐款行为有较大差异。

从儿慈会、存心善堂和自然之友案例的比较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从这三个案例可以看出,仍有大量捐款流向熟人,公众选择直接捐款这一非常传统方式的比例也非常高。这说明基础慈善有极强生命力,解释框架中所说的特殊主义仍有很大影响。捐给慈善组织的比例并不高,说明“哑铃型”筹款模式依然有很大的生长空间。

总之,这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亦相当不同。值得关注的是, 我们发现代慈善和互联网慈善中依然流淌着大量基础慈善和互助的古老基因因此,慈善文化也是横亘在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面前有待发掘的宝藏。

接下来需要考量如何进一步挖掘和善用,而不是将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对立起来,更不是鄙视和抛弃传统文化。同理,互联网慈善无法包治百病互联网仅仅是工具,工具就有两面性,关键在于如何应用。从“从轻松、水滴两平台透视互联网募捐及其规范治理”这篇研究可以充分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互助这一古老形式的生命力,无论在身边还是陌生的互联网世界。

互助可以分为保险目的取向和非保险目的取向。值得警惕和进一步研究的是,互助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公众慈善捐款形成挤出效应。存心善堂的案例可以见此端倪:2016年该机构引入轻松筹后,除了敬佛、师活动收入之外,其他收入都明显下降。当然,在高度风险的社会,给弱势群体买保险是助其抵御风险的良好手段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顶梁柱计划”以及儿慈会案例。但是,这显然不属于互助保险的范畴;

从英、美、荷、加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以信仰为本的慈善(faith-based charity)之特征极其显著,捐款规模相当庞大。在中国大陆,尽管宗教信仰和慈善捐款呈显著正相关,但基于信仰的公众捐款在统计中的份额 非常小。这可能与我们抽样所选地区以及回答宗教相关问题的样本量偏小等有关。但从存心善堂的案例可以发现以信仰为本慈善的惊人力量。

怎么捐?

(1)从前文亦可发现,互联网成为日益重要的捐款管道,选择直接捐给受益人的捐款比例也很可观,存心善堂以乡镇为基础的义工队依靠微信圈捐款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直接捐给受益人很多也是通过互联网等社交媒体来实现;

(2)一般而言,捐款的规律性越强,慈善事业越稳定。例如,月捐人数越多,说明组织粘性越强。组织粘性越强, 对组织化慈善的支撑能力越强。日捐更是如此。而且, 规律性捐赠对于塑造共同体和增加社会资本非常重要。但实际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访者捐款行为的规律性很弱,仅有1.9%和1.1%的被访者分别表示每季度都捐和每月都捐。上海联劝和自然之友这两个案例,也说明月捐方式在中国仍在探索之中。这说明这一领域大有作为。而我们在调查存心善堂时就发现有不少人选择月捐和日捐。这与民间信仰中的慈善文化沃壤有重要关联。

(3)在捐款方式方面,“通过网络个人求助或互助平台捐赠”的比例最高,达55.5%。其次,选择非常传统的“直接捐给受益人”的比例为 32.4%。再次,通过“直 接慈善组织捐款”的比例是16%,通过“单位或集体组织捐款”的比例也较高,为15.49%。

捐之后?

(1)调查显示,51.10% 的捐款者在捐款后不会特别关注后续信息,仅有 31.80% 的捐款者在捐款之后关注受益人的状况是否得到改善,20.60% 的关心所捐款项是否得到合理使用,7.8% 的捐款者关注受益人和受赠组织的感谢回馈。

(2)当调查到被访者是否会主动搜寻各类求助或募款信息时,只有3%的捐款者表示会主动搜寻,65% 的被访者从不主动搜寻相关信息。这说明捐款者—受赠组织—受益人之间的纽带和良性循环仍比较脆弱。培育理性的公众捐款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