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业跨入公益,“人”成为唐韵鹏最“头疼”的问题。

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唐韵鹏,有着近15年商业公司经历,曾任可口可乐大中华区高级经理、Rovio愤怒的小鸟业务总监等职位。在外资企业工作15年之后,2016年,他转变人生赛道,选择加入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简称“新华爱基会”),担任副秘书长。

在商业公司,唐韵鹏习惯目标为先,并匹配行之有效的实现路径。但在公益机构,他看到,工作的推进常常以受助人的需求为主导。作为曾经的志愿者,唐韵鹏理解公益人天然的情怀。然而,他更愿意琢磨,如何不止于情怀,不断总结方法、培养技能,不仅让机构的经验传承,也打造有利于年轻员工的成长平台,让他们走出公益机构时,更具竞争力。

担任新华爱基会副秘书长的四年时间里,以“人”为突破口,推动基金会的专业化发展,成为唐韵鹏和管理团队的一大课题。他提醒自己换位思考,呵护员工对机构的情感。但同时,他也在团队内部强化“以终为始”的思维习惯,并在人才培养上大力投入,激励多元背景的团队伙伴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同时也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不断精进。

今年,唐韵鹏升任新华爱基会秘书长。在完善机构内部管理的同时,他将市场化思维带入机构运营。新项目“新华生涯教育”自2018年由时任研发总监的李婵娟酝酿,2019年立项。为受助学生免费提供生涯规划服务的同时,未来(在非公益平台)也为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学生提供付费服务,在唐韵鹏看来,这或许是实现自我造血的可行模式。

从商业到公益,他曾面临哪些与自我、与机构的冲突?突破原有模式,他为新华爱基会带来了哪些新思维、新变化?《社会创新家》专访了唐韵鹏。


1. 对“情怀、传统”保持同理

《社会创新家》:2016年加入新华爱基会时,你所面对的机构,是怎样的现状?

唐韵鹏:从外部环境来看,2015年,腾讯“99公益日”诞生;2016年,《慈善法》正式实施,行业生态在向法制化、专业化的道路迈进。

从机构内部来看,从2007年基金会成立到大约2015年,主要由台湾的退休公务员或者老师担任机构义工。2015年前后,老一辈义工们陆续退休。新一届理事长秦荣华先生上任后,开始为基金会招募新鲜血液,主要面向两类人,一类是原来受基金会资助、已经大学毕业的“珍珠生”(新华爱基会的助学项目“捡回珍珠计划”,将受资助的孩子称为“珍珠生”),另一类就是像我一样从企业过来的人。当时基金会内部也面临一个危机,是机构管理层变动带来的部分大额捐方流失。

2017年新华爱基会秦荣华理事长拜访教育部陈宝生部长

 《社会创新家》:在你新加入新华爱基会时,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唐韵鹏:基金会的工作,我一般分三块来看:项目、资金和人。其中,人的挑战最大。

当时机构内部员工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已经工作很久的老员工,一类是刚毕业的“珍珠生”,还有一类是从企业过来的人。三者的数量也比较平均。这样的多元化很好,但也意味着我们的差异很大,需要尽快建立信任关系。举个简单又不简单的例子:同样讲爱心教育工作,每个人对爱的定义、表达与接受爱的方式、对好教育的理解都不尽相同。

老员工和刚毕业的年轻人大部分只在基金会工作过,相对单纯,在持守机构价值、传统的同时,对一些改变会保守一点。

 

《社会创新家》:你觉得这种心态是如何形成的?

唐韵鹏:我刚到新华爱基会时,这里只有十几个员工,当时的状态更多是“人忙于事”。机构每年新增6000名受助珍珠生,其中包含的具体工作如资料审核、学校走访、一一结对、捐赠人服务等带来的负荷很大,同事们常常几周连续在外出差。这种踏实、苦干的作风非常难能可贵,大家确实也很辛苦。这时候如果有新人提出一些不一样的做法,自然比较容易碰壁。

过往,机构也没有专职HR和专项基金用于机构能力建设,以及人才梯队培养。当输出大于输入时,不平衡感就会出现。

 

《社会创新家》:你如何去应对和改变这种冲突?

唐韵鹏:当然,我不能用在外企的方法特别直接地表达意见,这可能会伤害到一些情怀,而情怀是需要、也值得被呵护的。

我常常告诉自己,尽可能用同理心去体会同仁的情感。老员工对新华爱基会的感情确实很深。有员工从2007年一直工作到现在,在最初几年,每个月只拿2500元津贴。“感同身受”说来容易,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百分百地切身体会,一个20多岁985、211毕业的研究生,拿这么少的钱做了这么多年,她和这份工作之间到底有怎样程度的情感联系。

2017王建煊创办人拜访珠三角捐赠人

“珍珠生”同样如此,他们当年受到资助,现在回到基金会,身边可能就是当年帮助过他的人,而他们也成了可以帮助别人的人,这份情感非常特殊。我需要经常提醒自己换位思考,站在同事的立场去解读。

当然,我自己也要把握一个度,不能为了呵护这种情感,而不去尝试可能会带来积极变化的做法。总结一下就是,打开自己,让对方看到我的善意,也要尽可能带来对机构、对同事有价值的东西,这样才能较为快速地建立信任。

 


2. 尝试将生涯规划服务“市场化”

 

《社会创新家》:你之前没有全职做过公益,到新华爱基会担任领导,专业能力储备足够吗?

唐韵鹏:虽然跨了行,但很多能力是相通的。项目管理涉及项目运作的整个周期,包括调研、设计、开发、执行、评估、优化、改进,以及品牌传播和筹资服务,这些基本功和我之前在企业做的市场营销和业务开发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现在的关注点变成了以人为核心。

刚来机构的前几个月,也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行业、认识同行,比如16年11月承办了(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平行论坛《从扶贫助学到全人关怀、17年经推荐后促成“捡回珍珠计划”成为CAPS(亚洲公益事业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案例等一系列探索,得到了不少行业前辈的指点,较快摸清了门路。这也是公益行业与企业的一大差异,公益行业的合作远大于竞争,同行之间的开放度比较高,让我们这些新兵得益不少。

 

《社会创新家》:在加强机构的专业化能力上,来自商业公司的你,具体做了哪些创新?

唐韵鹏:在筹款方面,我们对捐赠人做了梳理。底层的是公募平台,人数最多,但资金占比少。2016年,我们入驻腾讯,之后又逐渐入驻支付宝等平台。处于头部的,是大客户,只有两三个。从底层到头部之间的每个层级,我们都加深了和捐赠人的连接。之前基金会的筹款只有一个人在做,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团队。在99公益日期间,我们可以同时和几千个捐赠人打交道。这与做企业的思路是一样的,要开发业务,就需要有一整套业务团队。如何建立业务服务体系、如何与客户维护关系,都有可以借鉴的技巧。

费玉清2019告别演唱会与受助珍珠生及新华工作人员合影

 

在人的方面,在薪酬有客观限制的现实条件下,我希望在个人能力成长上对员工有“补偿”机制。助人者,亦需先自助。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益+伙伴”项目,为处于高速成长期或战略升级阶段的机构,提供30万元/年、连续3年的非定向资金支持。我们在2017年申请到这笔资金,为基金会内部员工的成长提供了很大支持,加上机构自身的投入及争取到的各项奖学金,我们在人才赋能与发展上累计花费超过两百万元。同事中,有的在专项支持下去国际公益学院读EMP课程,有的考获CMA管理会计认证,有的拿到PMP(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认证,以及GCDF及生涯规划师认证等,我自己也有幸获得长江商学院EMBA公益生全额奖学金并顺利结课。

项目方面,我们这几年也做了转型,在“育珠共建平台”上搭建了品格教育、心理健康、生涯教育几个模块。新华爱基会目前有17位经过专业认证的生涯规划师,他们有能力面向学生,部分面向老师、家长开展专业的职业生涯教育课,并提供一对一生涯咨询。我们也在链接资源,争取到去微软、阿里巴巴等名企参访交流的机会。这些企业也许不捐钱,但提供了另一种资源。所以我们现在的项目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捐资助学,而是拓展至全人关怀、终身成长的范畴。

 

2020全国大学珍珠生冬令营参访华为杭州全球培训中心

 

《社会创新家》:在做专业化转型时,有哪些思维是受到了你商业公司经历的影响?

唐韵鹏:在筹款上,对客户进行梳理是商业公司很常见的做法。在人和项目上,更多是一种资源意识。这可能是受到我在创业公司历练的影响。创业公司和公益机构某种程度上很像,资源都很少,变动因素却不少,如果想做大,就必须“伸”出去寻找资源,并思考怎么让这些资源链接,且产生资源最大化的效果。

另外,企业很关注对人的培养,人的晋升有明确的梯队。公益组织比较缺少这个体系,有些也没有明确的职能划分。自我合理化的解释是,“钱已经给得这么少了,还能对员工有什么要求?”我们不能改变目前对公益人薪资的政策限定,但如果我们自己做到专业化,且能提供规模化的产品或服务,进而具备市场化的能力,提高综合待遇也是有可能的。

 

《社会创新家》:在生涯规划的服务上,你有市场化的构想?

唐韵鹏: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专业服务,在规模化的前提下,尝试走向市场化:在服务受助孩子的同时,也服务家庭条件尚可的孩子。前者免费,后者通过独立的非公益平台收取一定费用,这是我想象中的理想状态。今年的疫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单纯依靠捐赠是不行的。我们不少长期合作的资方,今年自身也遇到了困难。

这同样符合我的资源观。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和近200所学校达成信任合作关系,非常不容易。按照之前的模式,我们只能影响其中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的学生。每次到当地做生涯规划咨询服务,我们付出的人力、交通成本其实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不能多为一些学生提供服务呢?

 

《社会创新家》:这件事已经开始做了吗?覆盖了多少人?成效如何?

唐韵鹏:已经开始做了。2018年开始摸索,2019年立项,并搭建了一套新华的生涯教育CCCA体系。从今年8月到10月,我们服务了云贵川地区10所学校,覆盖的学生、老师、家长累计有3000多人。目前项目还在试点、打磨阶段,所以都没有收费,费用由一笔定向支持西部的资金承担。

 

2020新华生涯教育夏令营在四川凉山会理一中举行

 

想做成市场化的模式,首先自身能力一定要过硬。讲课和过去做家访不同,有没有“料”,能不能调动现场气氛,其实一目了然。我们需要不断磨练,如果新项目确实有价值,自然会有学校找我们合作。

 


3. 斜杠中年,积极“破圈“的公益人

《社会创新家》:你会时常有意识地去借鉴商业思维吗?

唐韵鹏:并不是刻意要从商业公司借鉴什么,也许更多是多年经验养成的一种思维——以终为始,有目标感。这也是我之前在做市场营销和业务开发时遵循的。

有些人的理念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或者是“去做就好了,结果自然会出现”。从个人角度来说,这样做公益没有问题。但作为一个机构管理者,公益机构获取的资源属于社会,而非我个人,我们必须向捐赠人负责,要让团队有成就感,让每一个个体得到成长。如果忙忙碌碌却没有成效,大家很容易体会到挫败感。

 

《社会创新家》:“去做就好了”,算是公益人身上常见的一种思维吗?

唐韵鹏:与行业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不以目标为导向,这种情况在企业也可能出现。我在和一些企业家接触时,发现如何有效激励90后、95后员工有目标感、主动、付出,是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是企业进行物质激励的空间更大。

 

《社会创新家》:在你的观察中,公益人这个群体身上有哪些特质?

唐韵鹏:很多公益人很单纯,而且有时候看人看事很通透。在公益行业,会比较常看到人性的各个维度,无论是受助人、捐赠人,还是公益人自身。

他们的执行力也普遍比较强,比较接地气。以前在外企很看重的调研、营销、向上管理等,确实都有一定价值,但相当多成熟的捐赠人(往往也是商界打拼多年的成功人士)不会满足于表面的项目报告、机构荣誉等,他们非常直接,常常会说,“走,和基金会一起去项目点实地看看”。公益人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兼顾表里,既需要做好项目汇报(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可能去实地走访),也需要实打实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执行力强是公益人最基本的素养,而且在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忽略一些沟通的条条框框,比较接地气。

另外,公益人也有对理想主义的坚持,而且“抗误会力”比较强。每个来公益组织的人,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情怀,而坚持则是公益人常见的特质。能坚持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必备能力就是“抗误会力”,也就是避免对自我和他人的道德绑架,避免道德优越感以及牺牲者心态。

做公益时常碰到误解,这其实很正常,大家都是想做一件好事,产生误会之后,能解释清楚就解释,一时没机会解释就先放一放。全职做公益这几年来,我的“委屈阈值”不断提升,一开始有点不习惯,后来适应了,也成长了。毕竟这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没有什么太值得骄傲的,不必把自己看得太高。我们负重前行,是把一份重量放在心里,而不是徒增思想和情感的包袱。

还有,全职做公益之后,我发现公益圈真的很小。印象深刻的是在苏州举办的一次基金会论坛,一位公益前辈上台发言,大意是,今天大大小小的公益组织都来了,但现场好像没有一个现任的政府领导,我们是在自嗨吗?

我本身是一个外向型的人,也不希望自己困在一个小圈子里,否则,眼光、视野、触角可能都会受限。我更希望做一个“融入”的人。“公益人”是我很重要的身份,但我也希望走到外面的时候能更好地被他人接受。这是我向他们传播公益理念的前提。如果走到哪都被视为“异类”,其实是不太能够影响他人的。

也许恰恰因为我是“破圈”从商业公司跨到了公益机构,所以我对这点更在意,希望保持“斜杠中年”的身份,也踏踏实实做一个积极主动的“破圈”公益人。

 

《社会创新家》:在商业公司工作和管理公益机构,哪个更难一些?

唐韵鹏:后者更难。在企业,总还有和人关联度不那么高的工作,但在教育公益机构,接触的都是人。我们与各方都要形成信任关系,而人和人的差异又特别大,就需要训练自己不断理解、接纳、包容不同的人。

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情况。做公益的都多少觉得自己“有点想法”,这么多有想法的人凑到一起,没有冲突是不正常的。有位公益同行曾说过,“公益人时不时吵吵架,是为了验证彼此的价值观是否还一致”。

 

《社会创新家》:你认为自己或者机构还有哪些不足呢?

唐韵鹏:我们机构的愿景是,助力中国从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源大国)最终成为爱心大国,我们的使命是,让更多生命因爱与教育而改变。接触的人越多,看到的需求越大。教育可做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新华才做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还可以做更多,更深入、全面地从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给予青少年“全人关怀”。

公益组织最缺人。这几天我们在找一个做品牌传播的人,我提到,希望找到的人不仅专业强、有情怀,而且身体好,有朋友觉得好笑或不理解。来实习几天可能就明白,如果身体比较弱,可能出个差都会因为晕车,从助人者化身为被助者。

 

位于嘉兴南湖的珍珠之家品格教育基地

 

我一直特别强调自我驱动。做公益与做教育都需要自驱力特别特别强的人。这不止在于工作,也在于对自己有没有要求。我们天天讲教育,那么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先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公益机构人很少,每个人可以发挥的影响力也会相对很大,如果人人都做得很好,那机构肯定也会更好、更有效地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所以讲到最后,这个最大的挑战“人”其实就是“我”,我在筹款时还可以“脸皮更厚一点”,在面临缺乏时可以“更坦然一点”,在化解误会时可以“更幽默一些”,在创新尝试时也可以“更大胆一点”,找回每个人内心的珍珠,Keep Shi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