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11年盲人董丽娜成功参加北京自学考试之后,残障人士陆续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普通高考、英语四六级考试、心理咨询师考试、社工师考试、司法考试、研究生考试和教师资格考试中争取到合理便利。从此,残障人士的梦想不再被身体状况所局限,不再被刻板印象所框定,就读的专业和从事的职业变得更为多元。关于合理便利的概念学界已有若干论述,但如何实践合理便利还较少涉及。因此,有必要解读残障人士争取考试合理便利的需求为何集中爆发,回顾残障群体使用的倡导策略,并评估和解释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探讨残障群体实现考试合理便利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启发。

声明:本文摘自期刊《残障权利研究》(第五卷,第一期),文章内容有删改。如需购买《残障权利研究》(第五卷、第一期)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2018年12月,四川听障人士杜银玲领取到教师资格证,和她一起领取的还有十余名听障人士。这是中国第一批领取到教师资格证的听障考生,也是第一批以手语代替普通话的形式参加面试的考生。

在拿到教师资格证后,杜银玲的感触是“一股儿清爽”。“跟听人一起报名,审核,分考点,考试,查分,领证,不特殊对待的那股清爽!拿到证之后哈,觉得该折腾了,搞起来,普及全国!”她还特意录制了《终于等到你》的手语歌曲视频,以此纪念三年来争取教师资格证的历程。

听障人士拿到教师资格证,标志着残障社群争取考试合理便利的努力告一段落。自2011年盲人董丽娜成功参加北京自学考试之后,]残障人士相继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普通高考、英语四六级考试、心理咨询师考试、社工师考试、司法考试、研究生考试和教师资格考试等九类考试中争取到合理便利。

“合理便利”的概念,也在国内法规中从无到有,在2017年修订通过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中得到体现。《残疾人教育条例》第52条规定:“残疾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需要提供必要支持条件和合理便利的,可以提出申请。教育考试机构、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提供”。自此,考试中的合理便利惠及所有残障考生,成为制度性常态。

 

 

1. 残障人士争取考试合理便利的活动为什么会发生?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残障人士争取考试合理便利的过程可以视为一场中国特色的社会运动。而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的三个因素是变迁、结构和话语。本文借鉴这三个因素,从话语转变、核心成员和外部支持三个角度对残障人士争取考试合理便利的活动做出分析。

 

《残疾人权利公约》为残障人士提供了一套权利话语体系

残障人士能在考试中获得实质平等,和他们所使用的话语体系不无关系。以往关于残障人士的话语,多是上对下的“他者”论述,有的是从福利视角出发,强调照顾残障人士的经济利益,有的是从慈善视角出发,要关爱处于弱势的残障群体。

但在2008年中国政府批准实施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下文简称《公约》)之后,一套基于公民权利的话语体系被引入进来,包括残障、歧视、社会模式和合理便利等概念。

首先是关于残障的定义,《公约》第一条指出,“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

这与《残疾人保障法》第二条对“残疾人”的定义有明确的区别。《残疾人保障法》第二条对“残疾人”的定义是: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公约》强调的是“社会模式”,提到“损伤与障碍的相互作用”,看重的是“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所以需要“消除障碍”或“给予支持”,《残疾人保障法》强调的仍是“个体模式/医疗模式”,核心在于“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不正常”,所以要“预防矫正”或“辅助康复”。

“社会模式”让残障人士换了一个角度看待自我和社会。以前总认为是“个人”出了问题,“不够正常,不够健全”,容易产生自卑、低期望等心理问题,只能试探性地提出请求,现在则发现原来是社会不够进步、不够包容。每个个体的价值都应得到肯定,即便损伤不能治愈,仍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参与社会,伸张权利。

“社会模式”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残障学者奥利弗(Michael Oliver)基于英国残障社会运动组织的倡议做的学术阐释。在得到残障研究同行和公民组织广泛认同后,又成为《公约》的核心概念,融入到“残障”的定义当中。在中国,民间关于残障人士的概念论述经过了“残废”“残疾”“残障”“身心障碍者”的演变,但官方的统一称谓仍是“残疾”。

从“社会模式”的角度怎么解决残障人士参与社会时面临的问题呢?那就是提供合理便利。《公约》第二条提到,“合理便利”是指根据具体需要,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五条提到,为促进平等和消除歧视,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步骤,确保提供合理便利。

以合理便利概念为代表的权利话语体系为残障人士提供了一套“主体”论述,他们更为自信地发声,表明需求,要求平等和充分地参与社会,最为迫切的就是能获得平等参加考试的机会,这是教育和就业的第一道门槛。

 

在这一过程中,2005年国际残疾人日的主题——“没有我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的决定”,也被残障人士广为引用。

 

特殊教育培养了残障社群争取合理便利的中坚力量

最先被这套残障权利话语体系打动的,多是接受过特殊中高等教育的残障人士。他们既是特殊教育的受益者,也能深切体会到特殊教育的偏狭之苦、隔离之痛,希望在教育和就业上能获得更为平等、更为多元的机会。

比如,争取到北京盲人自学考试权的董丽娜,毕业于大连市盲人技术学校。倡议争取盲人普通高考的王瑞和孙涛,毕业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第一批拿到听障人士教师资格证的杜银玲,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争取英语四、六级考试、心理咨询师考试、社工师考试、司法考试合理便利的,也多是长春大学视障学生。

有研究表明,中国残障人高等教育具有规模小、层次低、存在性别和城乡差异、专业选择范围小以及无障碍支持不足的特点。而隔离的特殊教育体系、单考单招的招生制度以及体检制度是视力障碍者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制度障碍。长期以来,只有长春大学特教学院、滨州医学院中医学专业和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招收视障考生,多数只能学习按摩,每年招生规模只有两百人左右,而中国视力障碍人数则有一千七百多万人。

开展特殊中、高等教育的初衷,更多是为解决残障人的生计,所以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专业上因此受到局限,但至少有了出口,也培养出一批残障社群中的精英人物,或者说,授予这些残障社群中的精英群体一个学历证书。这些精英或学有所长,或视野开阔,综合素质突出,和多数人一样,他们不喜欢被划定的轨迹,想拥有更多可能。

一接触到《公约》的话语体系,这些残障社群的精英便恍然大悟,原来不是他们要“被按摩”“被矫正”,而是这个社会需要按摩、需要矫正。

 

公益组织为残障人士争取考试合理便利提供了外部支持

将《公约》权利话语体系传播给残障人士的,则是公益组织。在残障人士争取考试合理便利的过程中,公益组织也从传播、法律和社群动员上提供了专业支持。

九十年代后,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逐渐发育起来。根据刘晓雪的总结,中国现代民间公益组织有三种主要起源:一种是具有理想色彩的官办组织,例如何道峰带领的扶贫基金会,徐永光带领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带有丰厚的体制内资源;二是带有国际背景的组织,尤其自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有一批“社区发展”组织扎根中西部边缘农村,带来诸如参与式、性别平等、非歧视等先进理念;三是民间自发的组织,各地涌现出了一批基于爱心的义工和志愿者组织。

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三类公益组织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边界逐渐模糊,从工作主题来说,开始以倡议性组织和服务性组织区分。残障领域也是如此,有基于社群服务的组织,比如服务智障人士的公益组织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有倡导政策改变的组织,如推动《精神卫生法》修订的深圳衡平机构,也有二者结合的组织,如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等。

倡议性公益组织在成长过程中,积累起一批媒体资源、法律资源、专家资源和社群资源。残障类倡议性组织尤其注重《公约》的传播,希望借此来推动法律修订和政策转变,但学术研讨的影响往往局限于行业内部,进度缓慢,需要有个案或个体性故事来进入大众视野,呈现这些需求,形成外部舆论的合力。

这类个案并不缺乏。因为残障人士尤其是视障人士对于考试合理便利的需求是天然的。以往残障人士提出这种需求时,往往会被主管部门以“没有先例”“成本过高”等理由予以拒绝,残障人士也无计可施。但有了《公约》提供的权利话语体系,再加上公益组织给予的专业支持,这种对于考试合理便利的需求便在大众媒体上得以呈现,并对残障社群起到了联结和感染作用,残障社群进而提出关于其他考试合理便利的需求,形成连锁反应。

 

 

2. 成功争取考试合理便利的背后:哪些倡导策略/工具更为有效?

残障人士能够成功争取到考试合理便利,一方面在于中国政府对于残障权利的议题包容性更强,主管部门对于残障人士的需求能给出积极回应,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残障人士所使用的权利倡导策略,能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和政府部门良性互动,并获得外界舆论的关注和社群内部的支持。如表一所示,残障群体在争取考试合理便利的过程采取了多种倡导策略/工具。

以听障人士杜银玲等人争取教师资格考试合理便利为例,他们在倡导中就采用了信息公开、联名建议、行为艺术、两会提案、社群影像、对话研讨、残障时评等多种工具。总共可以分为三个倡导阶段。

 

01 第一阶段:表明需求。采取信息公开、联名建议、行为艺术等策略。

从2015年11月3日到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共有来自全国30个省市的30位听障人士以“一天一人一信”的方式连续30天向教育部和中残联寄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照片,希望两个部门公开对聋人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能否获得免除普通话考试、将口语面试改为手语面试、以及通过体检等合理便利予以支持。

 

 

02 第二阶段:理性互动。采取联名建议、两会提案、信息公开、对话研讨、残障时评等策略。

杜银玲等人的呼吁引起教育部门重视。2015年11月30日,在教育部、中残联举行的特殊教育专题报告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巡视员李天顺提到:“最近几年我们在基层一线调研的时候,有很多听障的人士反映在取得教师资格的时候遇到障碍,这样的教师不在少数。他们在特教学校工作不错,也很受学生的欢迎,但是在取得教师资格问题上各地情况不同,因为教师资格的设计还没有对听障人士如何从事特殊教育提供合理的便利”。《南方都市报》还特意为这一回应配发了社论。

对于这一表态,杜银玲再次向教育部和中残联寄出《关于为听障人士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提供合理便利的建议信》,一方面对教育部的回应表示支持,另一方面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第一,取消对于听障人士需要提交普通话水平证书的要求;第二,在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中,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调整考试形式,允许考生以手语代替口语进行面试;第三,取消各地教师资格体检标准中关于听力方面的规定。但杜银玲的建议石沉大海。

2016年3月,听力障碍考生杜银玲向教育厅递交《关于用手语替代口语进行面试的申请书》,并以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杜银玲的申请引起了四川省教育厅乃至教育部的重视。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也在全国两会上向教育部门提出“关于解决特殊教育学校聋人教师资格认定问题的建议”。2016年6月23日,四川省教育厅召开《四川省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办法(讨论稿)》研讨会,邀请人社厅、残联、妇联、特教学校等多部门负责人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听障考生杜银玲作为残障人士代表出席。自此,杜银玲和体制内官员、专家有了更为多元的沟通渠道,信息公开、联名建议及行为艺术等策略就不需要再使用了。

2016年8月4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428号建议的答复》。教育部答复称,教育部正在积极探索视力残障、听力残障(含听力合并言语残障)及言语残障人员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相关制度措施,为全国推广积累经验。教育部还拟授权四川省开展听力残障人员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试点。目前,四川省正在积极筹备试点工作。

 

 

03 第三阶段:衷心致谢,扩大成果。采取行为艺术、社群影像、残障时评、两会提案等策略。

经过一年多的试点筹备工作,2018年11月17日,第一批听力障碍考生以手语代替普通话的形式在四川成都进行教师资格面试。

之后,多名考生陆续拿到教师资格证。杜银玲特意录制了《终于等到你》的手语歌曲视频,以此纪念三年来争取教师资格证的历程。“残障之声”微信公号也及时配发了事件梳理和专家评论,对这一倡导过程进行总结。

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石慧芬说,建议对四川省开展听障人员教师资格认定试点工作的经验进行科学评估、改进并推广,形成全国性改革方案。

以上是对杜银玲等听障人士争取教师资格考试合理便利过程的梳理。其实每一次成功争取的背后,都是经过一些波折,采取一些策略。其中较为复杂的有视障人士宣海等人争取的公务员考试合理便利、李金生等人争取的普通高考合理便利等。根据笔者个人的总结,这些策略可分为十种,常用的有信息公开、联名建议、公益诉讼、行为艺术等,这也被一些民间倡议性组织成员戏称为“三板斧”。

残障群体争取考试合理便利中使用的倡导策略,多是从其他议题如环境保护、消除乙肝歧视中发展出来,具有鲜明的中国公益特色。

首先,和西方的社会运动看重街头效果、强调对抗性不同,这些策略更为温和,更为书面,强调对话,看重合作,完全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行事,甚至采取两会提案等体制内渠道发出声音。即便偶有行为艺术,也是采取快闪性创意行动,最具对抗色彩的公益诉讼,也是通过法律伸张权利。

其次,和中国传统的集体上访不同,这些倡导策略并没有将上级官员看成“青天大老爷”,赋予道德化色彩,希望他们站出来“主持公道”,也没有像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那样,把主政官员妖魔化,将其视为“罪魁祸首”,要把其揪出来“出一口恶气”,而是把政府部门、主管官员,视为可以平等对话、理性沟通的对象,站在公民的角度,督促其切实履行《公约》,保障残障人士获得平等地参与社会的权利。

第三,这些倡导策略的目标是有限的,只局限于特定领域,并不谋求整个社会的变革。而且这些目标是“公益”的,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好),实现考试的合理便利,不只是对某一社群本身有益,而是对整个社会其他群体也都有好处。正如残障的定义,更多地是针对一种状态,而非一种身份,因为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一时刻处于“残障”状态,也因此需要合理便利。这些目标也是非政治化的,不会挑战现有政权的合法性,反倒是会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肯定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比如,视障人士成功参加普通高考,便被写入中国政府的人权白皮书当中。

借助这些倡导策略,残障人士成功争取到考试合理便利,成为近年来中国公民权利领域鲜有的突破性进步,也为其他公益领域提供了可借鉴样本。其他领域只要满足目标的有限性、公益性和非政治性,一样可以复制这些倡导策略。

 

3. 总结:残障运动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启发

笔者认为,便利即是权利,参与方有正义。在《公约》的指引下,残障群体争取考试合理便利的实践,重新定义了中国语境下的社会运动,并给出一套有效、可复制的倡导策略。

尽管中国此类社会运动的目标多是去政治化的,但从学术角度来看,这又属于非官方计划的政治行为。在赵鼎新看来,只有建立一个能将大多数社会运动制度化、同时将极端行为边缘化的国家社会关系,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但在当下中国,就像残障人士争取考试合理便利这样,能运动起来的社会运动本就在法律之内,参与者还有强烈的进入制度内的意图,所以,重要的还是需要官方以权利话语为基础,对社会运动的目标开展调研,积极回应,不断地巩固和拓展公民权利,让官方计划和民间计划接轨,从而使得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

回想2014年6月6日,笔者以志愿者身份来到河南驻马店盲人李金生家中,第二天李金生就要参加普通高考了。这时候李金生已经拿到了准考证,笔者建议李金生手持准考证拍张照片作为纪念,李金生很配合。但笔者没想到,李金生把拍照当成了录像,还说了一句话:“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准考证,也是后来者的通行证。”

如其所愿,自2014年高考之后,为残障人群提供合理便利的大门开始徐徐打开,并从国家制度上逐步确认,而这几年残障人士前赴后继争取考试合理便利的运动,也打开了一面国家、社会良性互动的大门。只要对权利有共识,未来就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