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刘洋

编辑 ▏肖泊

毛达决定做“第一个测螃蟹的人”。

他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环境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一直致力于环保工作。2017年,毛达成立“无毒先锋”团队,希望以此抗击日常生活中影响自然环境和公众健康的有毒化学品。他迈出的第一步,是检测食用商品螃蟹中的超标有毒化学物质。

毛达曾做过关于镉的研究工作,有文献曾提到“70%以上的梭子蟹都有金属镉超标风险”,这可能会致使食用者出现肾结石、骨质疏松和骨骼萎缩等问题。毛达在网上购买了一批梭子蟹,检测发现,这些食用螃蟹镉超标问题非常严重。毛达又在四家电商平台上各采集三组样品,将12组梭子蟹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这12组梭子蟹镉含量全部超标。自此,毛达走上了电商产品检测之路,并将结果通过科普文章、自媒体、无毒智库等形式传播。

多年来,环保工作的推进让毛达颇有成就感,但围绕环保工作的难题却也常让他感到无措。

1、抖音也能做环保

毛达做了一次开拓,聚焦的是新议题,运用的是新手段。深耕垃圾问题多年的毛达决心将工作重心转向化学品的防控。

“零废弃联盟目前运作比较成熟,我可以暂时往后撤一撤了,但化学品方面很新,还没什么人做。”

生活中到处是隐形的化学品杀手:不离手的手机壳、不离口的锅碗瓢盆,这些都可能含有过量的铅等重金属;垃圾焚烧厂正持续向空气中释放二噁英等有害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会对自然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极大损害。然而,公民意识不足,政府政策也没有及时跟进。

2017年,毛达组建“无毒先锋”团队,希望在抗击生活中的隐形污染、消除有毒化学品影响的同时,使有毒化学品成为环保工作的主流议题,将实际存在的问题“问题化”。

化学品议题对毛达来说并不陌生。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毛达参加《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时说,“现在正在谈论的汞,就是我进入环保NGO最早做的议题。”

2019年4月,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毛达作为NGO观察员代表参加国际化学品三公约缔约方大会。

多年来,毛达脑中有太多如榫卯般互相接扣的环境问题,他总是在寻找恰当时机,提出和包装不同的社会问题。早些年,垃圾处理相关问题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垃圾围城,大家很快就有反应”,所以毛达在其环保生涯中选择先推动垃圾分类。化学品和垃圾有强关联,垃圾本身及其二次加工都会衍生出化学品危害问题。在垃圾分类成为全民话题的新阶段,毛达意识到他该往前走了。

第一步如何走并不是件容易决定的事,有毒化学品的链条很长,从资源开采、实验室合成,到产品生产、销售,干扰哪一个环节更有效,这需要科学论证,当然也需要对社会的观察和经验积累。社会创新项目应选择切口小的问题,并且更专注地推动问题解决,毛达在多年的NGO工作中也总结出经验,“先集中资源聚焦短期能带来改变的事”。他决定去干预和公众贴近的消费品,引起社会关注,阻遏有毒产品在市场中下沉,再倒逼上游产业改善。

毛达和第三方检测公司专业人员一起,在东北一处化学品污染场地对排污湖底泥采样。

2018年10月,“无毒先锋”首次发起电商平台梭子蟹重金属检测行动,通过后续倡导,成功促使多个重金属超标的梭子蟹品牌下架,并与个别电商直接沟通,期待建立起平台监管机制。

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无毒先锋”跟紧潮流,拍起了短视频,向公众做科普宣传。在短视频平台“抖音”上,年轻的姑娘检测化妆品成分;可爱的小朋友抵制有毒玩具;毛达也亲自上阵,扮演形似爱因斯坦的“毛博士”,他希望自己拥抱新媒体时代,正尝试打造自己的“IP”。“我们在和专业做视频媒体的人合作,期待开发出品牌型产品吧。”毛达告诉《社会创新家》。

2019年“六·一”儿童节当天,毛达在交通新闻广播做直播节目,与主持人详谈无毒先锋的小黄鸭检测和电商倡导行动。

但是,粉丝再多也是不够的。毛达知道,解决问题终归需要制度性武器,抑制有毒化学品流通需要法规的制约和电商的自净。毛达发现,国家正在制定优控化学品名录,玩具和食品包装中常含的邻苯二甲酸酯已被列入考虑,电商平台也针对一些个案做出了处罚,尽管如此,实现法规制约和电商自净这两个维度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开始实施,对保障消费者权益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第三十八条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从三审稿的“连带责任”,到四审稿的“补充责任”,到最终实施的“相应责任”,责任由清晰到模糊的调整,折射了各方利益的幕后博弈。在复杂的格局中,环保学者不掌握资本和权力,想要发出足够大的声音是很困难的。

毛达很无奈,“我们所期待的建立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的确在做,我们不知道而已;但从效果上看,说明确实是没有那么积极的去做。我们还是需要走一段长路。”

2 交锋

毛达的本科专业是航空运输工程。毕业一年后,毛达自觉不适合从事航空物流工作,前往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留学,在有限的可转专业中,毛达挑中了环境学。

这个选择改变了毛达的一生。专业的学术研究和训练,以及各色环保NGO,开始闯进毛达的世界。

留学时,毛达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做志愿者,这段经历对他之后参与中国环保NGO工作有巨大影响。

初涉NGO,他曾与志愿者伙伴走进大型超市,呼吁生产商、经销商停止生产和出售用美国进口转基因玉米喂养的鸡。志愿者蒙住眼睛,象征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被剥夺。这次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也让毛达第一次意识到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功能上,第三部门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力补充。

深度参与后,他总结出两点经验,对于社会议题发展要有前瞻;同时,各组织人员之间的交叉关系,是能真正形成联盟达成有机合作的基础。回国后,毛达长期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自然之友、环友科技等民间环保组织任职或担当核心志愿者。

2006年开始,一系列垃圾焚烧厂影响公众利益的事件被媒体曝光,环保嗅觉敏锐的毛达意识到垃圾处理问题正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公众需要看到问题被有效解决。

“一方面有需求,一方面有一定的供给。但在这个节点上,供给的能力很弱,因此有必要把机构联合在一起,发挥更大的影响力。”2011年,毛达联合各方多家环保公益组织和公众代表,发起了零废弃联盟,专注于解决垃圾危机,促进循环经济。

毛达的期待是“让金字塔变成鸡蛋”。当前的垃圾管理处于正金字塔状态:顶端是预防垃圾产生,缺少有效措施;中部是回收利用;最为广阔的底部是焚烧、填埋等混合垃圾处理方式。毛达希望能尽早将正金字塔转变成中间宽两头窄的“鸡蛋”,更远的未来能将金字塔倒置。

为此,零废弃联盟多年来推出牛奶包回收工具包、有害垃圾工具包等产品,并进行长期的垃圾分类调研和倡导,希望向政府和公众普及混合垃圾处理的真实社会成本和危害性,破除各界对这种方式的依赖。

2015年,在一次环保宣教系统的培训会议上,台上北京大学一位环境科学与工程教授声称“二噁英被妖魔化了”,台下的毛达心绪难平。

“专家是在挑战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他给出了太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较真儿又气愤的毛达决心与之交锋。他一一分析专家的论点并寻找驳斥证据,最终成文发表:专家口中的“国际癌症研究所报告称二噁英致癌的证据非常有限”原文应当是“存在有限证据支持二噁英对人类有致癌性”,而科学研究证据体系中的“有限证据”是指较为充分的证据…

诸如此类的交锋甚至缠斗多不胜举。

毛达在河北一处废塑料再生集散地现场考察,身处各种废塑料中,其中大多数是洋垃圾。

作为公益人,毛达认为自己责任在肩,他要求自己对公众难以分辨的专业话语进行监督,通过解释、纠错来保证公共利益。他固执地认为,面对一些确定的事实,专家应力求准确引介,公众才能准确理解。

毛达常常感到不忿,“很多操持专业话语的人,哪怕非常权威——什么清华、北大、中科院身份的,都有可能没在说真话,或者没把真话说全。”毛达告诉《社会创新家》,如果学术圈没有一种向真的良好生态,那么公共议题的走向难免会出问题。“我并不是希望出现问题时,让此前为公共决策背书的专家承担连带责任,而是希望一开始大家就能发出多元的带有批判性的声音,这种生态圈才是健康的。”

而在环保领域深耕多年之后,毛达终于意识到,一次次论战的焦点不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他的“对手”也并不只是某个专家。

比如二噁英问题。废弃物焚烧是我国二噁英产生的主要来源,在某种程度上,“二噁英被妖魔化”的论调能够为垃圾焚烧厂的大行其道以及监测和管制工作的不作为找到“合理”借口。

专业话语背后,关联着公共决策体系,关联着政府和官员在某些公共议题中的立场。“有些人是先入为主的,我就是这么看,再去找专家背书;还有一些人一开始是观点模糊的,确实没有什么看法,但是专家那么说,那我就这样做。” 

毛达参与上海东方卫视的新闻直播节目,现场连线评论环境新闻。

3 第一案

2011年,毛达因为垃圾处理问题走上了法庭。他为“中国垃圾焚烧第一案”中的原告家庭发声。

2008年,谢勇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被诊断患上脑瘫,而他的家距离江苏海安垃圾焚烧厂仅有190米。为此,谢勇将焚烧厂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但一审中,由于因果关系不足,谢勇败诉。2011年,在该案二审中,毛达为谢勇一家出庭作证,列出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等物质的几点有害性事实,并指出焚烧厂混淆了“空气中污染物浓度”和“焚烧厂烟囱排出烟的浓度”。

虽然谢勇再次败诉,但毛达认这是自己最该做的事,“拿自己的知识去触碰现实问题,可能是最好的学术研究,这样才可能逼迫学者进行更深的思考,也挑战着学者的良知和真正的学术突破能力。”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中本有诸多困境:因果关系推定缺乏细致规定,举证困难;而且排除侵害对工业发展有影响,法官通常很难仅考虑保护公众权益这一个层面。但毛达不惧被卷入漩涡中,“可能有人会担心,介入法律诉讼、维权问题,会给自己带来各种影响,但我没有心理负担,我只是去讲良心话。”

毛达觉得自己和环保工作彼此成就。一方面,以学术能力和学者良知为环境议题做切实推进,对毛达来说是自我实现;与此同时,“环境议题对专业且职业的人有强烈需求”,这像是召唤,让毛达无心顾及太多。“我就需要长期坚持去做。”

毛达已是不惑之年,环保工作和家庭占据了他的全部,午夜是他难得的休息时间,一场曼联的球赛便是最奢侈的放松。

一次次“学术交锋”,或是法庭上的铩羽而归,让埋头于环保工作中的毛达时不时猛然抬头:最大的困扰或许不是环境问题的原理和解决方案,而是任谁也打不破的“铁皮屋”。政府要GDP,企业要活下去、创利润。在一定程度上,环保工作是要将这一切刹车,以保护自然环境和公共利益。在不可消解的根本矛盾下做环保,毛达觉得困难重重。

毛达仍将被成就感和无力感反复拉扯。前路漫漫,他只能变得更加固执和勇敢。原本自认内向温和的毛达在一次次“斗争”中外向了一些,长出了一些刺。现在,毛达觉得自己也有些看不透自己,“在这些过程中,我是不是真正内化出了性格的改变?内观的时候,这些似乎也是发生了的。”


文章来源 | 社会创新家

图片来源 | 社会创新家

网站编辑 | 郭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