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累计确诊已超70万，疫情形势严峻。据国际公益学院近期一份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3月26日，中国社会组织计划及已开展的全球抗疫行动已覆盖六大洲至少104个国家，占有疫情的国家的比例达53%。国际公益学院代理院长黄浩明教授近日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这次疫情形成了民间自发且全方位的对外支援，具有创新意义，非常了不起。紧急救灾下的跨界合作、抱团取暖、“实用主义”，以及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抗疫合作方式的灵活多样，成为这次社会组织海外援助中值得关注的特点。黄浩明教授指出，在这场全球战“疫”中，中国社会组织仍存在“走出去”经验不足、规模小而分散，国际渠道不畅，缺乏持续性的战略合作伙伴，缺乏专业和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等问题。而当前最大的难题是，中国社会组织在参与海外事务时，在具体实施层面还面临一些政策阻碍，如缺乏民间组织开展海外工作的管理政策法规，在对外物资捐赠、税收、外汇管理政策上还存在空白。我们倡议国家能够加强相关立法，同时减少行政审批，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走向海外。当国内疫情防控转入后半场，海外疫情却处于爆发的前夕。“让我们互相帮助，因为我们彼此需要。”世界卫生组织3月11日呼吁。抗疫无国界，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积极应对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其中社会组织在海外的抗疫行动格外受到关注。“此次对外抗疫援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邓波清3月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据统计，截至3月26日，中国社会组织计划及已开展的全球抗疫行动已覆盖六大洲至少104个国家，占有疫情的国家的比例达53%。有业内专家表示，中国社会组织此次积极参与海外抗疫非常值得肯定，同时“走出去”还面临经验、渠道等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处理关税、外汇管理等政策瓶颈。专家建议，应加快这方面立法，鼓励更多社会组织“走出去”开展国际事务。对外援助：捐物资、资助疫苗研发、搭建中外医院交流平台 据世卫组织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月27日18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约51万例，全球201个国家地区出现新冠肺炎病例。在海外疫情呈爆发态势之时，许多国家还没有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与新冠病毒经过两个多月的较量并占据上风后，中国开始“转战”海外。3月26日，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已宣布向8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等医疗物资，已向伊朗、意大利等5个国家派出7批医疗专家组。同时，中国政府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在中国政府大规模对外援助的同时，中国各领域的社会组织也罕见地密集行动起来，除了捐款捐物，也派出专家团队、发布“抗疫”手册、搭建中外医院交流平台，以分享疫情防控知识和经验。在物资捐赠方面，2月29日，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峥爱基金捐赠第一批22台制氧机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该基金会还在“微公益”平台开通募捐项目，募款为伊朗购买医疗物资捐赠。3月3日以来，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已向日本、菲律宾、伊朗等亚洲国家，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以及24个拉美国家、54个非洲国家，捐赠了数批医疗防护物资，包括口罩、试剂盒、呼吸机等。中国红十字基金会3月10日发布消息称，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统一部署，设立“抗疫国际人道援助基金”，首批募集采购和捐赠物资已运抵伊朗和伊拉克。此外，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和塞尔维亚政府的协调配合下，中国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捐赠的试剂盒于当地时间3月15日晚运抵贝尔格莱德。3月17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援助意大利价值100万元的应急医疗物资起运，最终由意大利驻华使馆转交意大利红十字会。中国社会组织也在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3月2日，马云公益基金会捐赠320万澳元（约1470万人民币），支持澳大利亚Peter Doherty感染与免疫研究所研发疫苗。而在此前的2月18日，该基金会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何大一博士领衔的研究团队提供了1500余万人民币，用于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和疫苗的研发。3月18日，由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发起并资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数十位“抗疫”一线专家撰写的《新冠肺炎防治手册》正式发布，向全球提供新冠肺炎防治临床经验。仅一天，手册全球直通站就吸引了来自全球219个国家和地区78万人浏览。3月26日，马云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已收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40多家医院的咨询需求，他们有很多疫情实战中的问题需要解决，此事十万火急，于是紧急搭建了中国医院和全世界交流的平台。民间参与：有“中字头”社会组织，也有一线志愿者团队全面“封城”后的武汉，活跃着一支自发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影子梦之队”，他们将各地捐来的医疗防护物资、生活物资输送到各大医院和社区。随着湖北“解封”，武汉最黑暗的时刻也即告结束，这个团队在稍能喘息之际，将目光投向海外，开始了“双线作战”。南都记者从志愿者那里获悉，3月22日，他们向加拿大温哥华和多伦多两地捐赠的总共37箱物资通过顺丰快递寄往青岛，并于25日通过国航班机以托运方式送往温哥华，这些物资包括400件隔离衣、600件防护服、3000个口罩。这不是他们捐给海外的第一批物资，而这样的捐赠只是众多民间对外援助中的一朵小浪花。据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近期一份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3月26日，中国社会组织计划及已开展的全球抗疫行动已覆盖六大洲至少104个国家，占有疫情的国家的比例达53%（3月26日已波及196个国家）。在对外援助领域，只有较少议题能够超越国界，激起民众“环球同此凉热”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国际公益学院代理院长、教授黄浩明看来，新冠疫情就是这样的一个议题，不同于地震、海啸，它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更容易触动所有人。这次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最先给中国带来了切肤之痛，中国的社会组织此时也更有参与海外抗疫的热情。实际上，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一带一路”等海外交流合作的频繁，中国社会组织不断在“走出去”。可以看到的是，每当海外大型灾害发生时，例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6年印度尼西亚强烈地震、2008年缅甸水灾、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的核辐射灾难以及2015年尼迫尔地震等，中国的社会组织总会闻风而动，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不过，黄浩明指出，过去“走出去”的先锋部队往往是“中字头”的社会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当然也有壹基金、爱德基金会等大型基金会的身影。在这些对外援助中，几乎没有像这次从 “中字头”社会组织，到成熟的大型慈善组织，再到民间志愿者组织等团体，是来自民间自发且全方位的对外支援。“这具有创新意义，对外援助有更多的民间主体，不是完全跟随政府行动，而是完全自发的行为，这一点非常了不起。”黄浩明说。跨界抱团：过去民间只找民间，现在也找企业、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紧急救灾下的跨界合作、抱团取暖、“实用主义”，也是这次社会组织海外援助中值得关注的特点。“过去对外援助常常是民间只找民间合作，这次疫情非常复杂和紧急，所以社会组织开展合作都是‘实用主义’，与企业、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机构都可以合作，反应灵敏而且速度快。”黄浩明说。他观察总结，在合作方式上，这次海外援助以跨界合作为主，有国内多家社会组织合作、国内外公益慈善组织合作、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等形式。南都也注意到，目前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抗疫有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有的是与海外义工组织合作。在加拿大温哥华列治文市生活10年的华人王黎雯告诉南都记者，当地是华人聚居区，武汉又是自己的老家，疫情发生后，她时刻关注家乡动态，并与30多名华人组织了一支义工队，为隔离居民提供服务。该义工团队与武汉“影子梦之队”对接，接收来自故乡的物资捐赠，而他们则将口罩和防护服分送到当地的医院和老人院。有的是与在外商会、侨团合作。2020年初成立的“高温青年社区”，是一个由温州青年人组成的志愿者组织，其中有医生、护士，物流、旅游、外贸从业者，在外留学生、温州商人等。从最初的“驰援温州”，到目前的“驰援海外”，他们已经向意大利、伊朗、韩国等15个欧亚国家捐赠了大批物资，以及提供心理咨询、中医诊疗等服务。他们在海外的合作者或对接者非常多元，既有世界温州人联谊总会、罗马华人华侨联合会这样的在外商会、侨团，还有一些爱心企业的赞助。截至3月23日，高温青年社区直接发起及协助的“驰援海外”共收集到各类捐赠物资逾291万件，总价值逾1167万元。有的依托国际行业交流平台。“中意慈善论坛”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际公益学院与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研究中心(To China Hub)三方发起。面对意大利的紧张局势，中方机构向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中意慈善论坛意方联合荣誉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发去慰问信。3月11日，普罗迪发来回函并希望中方支援。“中意慈善论坛”发起机构当即发起联合行动，搭建支援意大利抗击疫情合作平台，老牛慈善基金会、荣程普济基金会、中国狮子协会等多家公益机构以及一些企业积极响应。截止3月20日已筹集60万件医用物资、以及价值220万元的防疫物资，正由使馆统一发往意大利抗疫一线。还有社会组织与当地政府直接合作对接。塞尔维亚政府3月16日宣布，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和塞尔维亚政府的协调配合下，由中国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捐赠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抵达欧洲，随后搭乘塞政府专机，于当地时间15日晚运抵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和总理布尔纳比奇分别通过媒体向中国表示感谢，强调这是塞尔维亚收到的第一批来自国外的疫情防控物资援助。实际上，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华大基因) ,此前通过各国使馆向8个国家(日本、秘鲁、安哥拉、塞尔维亚、菲律宾、文莱等)捐赠了病毒检测试剂盒。加强对外援助政策立法，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最新数据，我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近87万个，不过我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水平和增长速度都较低。据2014年的一项数据，当年中国国际及涉外组织类的社会组织仅占当年社会组织总数的0.09%，反映出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海外和国际事务的瓶颈较多或意愿较低。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日前撰文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境外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慈善组织在中国开展了大量公益慈善项目，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慈善组织的援助重点一直在国内，少有机会参与国际慈善活动。此次海外疫情爆发后，中国慈善组织的对外支援虽然广受受援国家和民众的赞誉和好评，但是整体而言，中国慈善组织“走出去”的整体能力不足，“这与泱泱大国的胸怀和气度不太相称，也不利于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还有较多瓶颈或短板。黄浩明指出，西方成熟的大型NGO往往在海外设立办事处、建立执行团队，也有大量的海外雇员，在海外有许多专业的合作伙伴。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经验不足、国际渠道不畅，缺乏持续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时，“走出去”规模小、较为分散，缺乏专业性也是我国社会组织的短板。“我们社会组织好像无所不能，扶贫、环保、救援，什么都做，但又不够专业。”黄浩明说。此外，社会组织缺乏专业和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也非常棘手，“一个社会组织是否要走出去，跟组织的管理者有很大关系，他要有海外实践的经验，有国际化的视野，了解国际组织是怎么运作的，才有可能思考是否将工作拓展到海外”。不过，黄浩明认为当前最大的难题是，中国社会组织在参与海外事务时，在具体实施层面还面临一些政策阻碍，如缺乏民间组织开展海外工作的管理政策法规，在对外物资捐赠、税收、外汇管理政策上还存在空白。据了解，我国1999年公布施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至今未修，其中有条款规定，境外捐赠财产入境的，可减征或免征进口关税和相关增值税，但对于境内机构向境外捐赠却并无相关规定。由于缺乏规定，社会组织向境外捐赠时，基层海关部门可能不予办理免税出口。2016年正式实施的《慈善法》，其中也没有对对外捐赠明确约定关税免征，这些都是政策上的阻碍。黄浩明介绍，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鼓励社会组织走向世界，在法律上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美国政府立法先行，联邦政府为私人志愿组织提供资金资助的法律保障，支持非营利组织参与国际事务。他认为，中国应考虑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立法工作，使其实施国际化战略有法可依。此外，黄浩明还指出，还有一些社会组织由于与政府关系较为密切，在对外援助时往往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层层审批，这严重影响了紧急救灾的反应速度。“这次对外援助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倡议国家能够加强相关立法，同时减少行政审批，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走向海外。”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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