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共建的中国好公益平台发布了首个公益产品规模化标准，并就授权标准向业内征求意见。标准从四个维度考量好公益平台上优质公益产品的规模化成果，并授予“益次方”商标，从而推动公益产品更高效、精准和大规模化地解决社会问题。此事件引发公益界广泛关注，伴随着叫好声与争议声，有关公益产品规模化的讨论又掀高潮。 “公益产品规模化”在业内能否形成完全共识？中国好公益平台发布会 2016年11月23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与15家公益机构联合推出“中国好公益平台”，力推公益产品规模化。作为发起机构，南都公益基金会以3年出资3000万元的手笔助推此平台发展。中国好公益平台由联合共建机构、战略合作伙伴、品牌创建机构、枢纽合作基地、项目示范机构、指定服务供应商共六大类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合作。六类利益相关方机构将根据准入和退出机制，保持动态发展。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在“中国好公益平台”项目启动仪式上说：“公益创新只做‘小而美’，不求规模化，就会成为自我陶醉的花拳绣腿。”此观点一出，公益界“市场派”一片欢腾，但在业内似乎并没有形成完全共识，质疑公益“规模化”的声音此起彼伏。广州市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主任曲栋曾撰文称，“小而美”才是公益走向未来的基础条件。一个好的公益项目，将会有很多资源支持他们复制和推广。所以公益项目发展的难点不在于复制，而在于是不是有复制推广的价值。规模化不重要，“小而美”才是重点。因为小才可以实现低成本的迭代试错，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去发展美的公益项目。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小”才能保证我们守住自己的初心和价值观。前南都记者黎宇琳长期关注公益领域报道，他也认为，“小而美”公益逃不过被规模化公益吃掉的宿命。如果“规模化”的公益组织开始扩张，“小而美”的项目要么就抱团取暖，要么加入自己打不过的人，再不然，就只有黯然退场的路可走了。而深圳市社科院副教授徐宇珊则有不同看法，她认为，“小而美”与规模化本不矛盾，在公益圈内“绝无分店”的“小而美”与标准化的大规模都有存在的价值，“只怕尚缺少‘小而美’的坚守，却开始了‘规模化’的冲动”。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则认为，当前中国的公益服务还存在很多短板，例如普遍存在供需信息不对称，欠缺研发与筹资能力，欠缺专业性支持资源，欠缺项目落地能力以及欠缺优质项目扩散和复制能力。所以，公益服务需要规模化。徐永光认为，“公益规模化”之争该讨论的不是公益行业要不要规模化，而是什么样的项目适合规模化、发展到哪个阶段可以规模化、规模化扩散的阻碍有哪些、政府和企业能在其中发挥哪些作用等等。 优质公益产品不规模化，就是浪费资源？过去一年，尽管关于“规模化”的争论在公益领域持续不断，中国好公益平台依旧坚持了成立之初的定位——“开放共享的公益产品规模化平台”，并将通过近两年的时间，将公益产品规模化由“概念”变为“现实”。那么，成效如何呢？据好公益平台披露，截至2018年10月，平台共签约优质公益产品53个，涵盖教育、环保、养老、助残、社区发展等多个社会问题领域，签约各省市地区枢纽合作基地39家，全国现有1000多家社会组织正在实施这些优质公益项目。 公益产品具备的几个要素 南都公益基金会助理秘书长黄庆委介绍，通过对“落地机构数量”、“直接受益人数”、“服务县市数量”、“撬动资金数额”四项关键指标进行分析。数据显示，样本选取的10个产品在四项指标上均有比较明显的增长。例如“爷爷奶奶一堂课”，落地机构数量从2016年11月的6个增长到了2017年底的150个，直接受益人数约30万人次，撬动资金约1300万元，成为黑马产品。同样作为品牌创建机构，“女童保护”建立了标准化的项目流程，并通过推动政策配套助推规模化，目前足迹已遍布30个省份，覆盖儿童超241万人，家长52万人。南关厢素食馆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自我造血，截至2017年10月底营业额已达819.3万元，并已将89.8万元用于公益。“好公益平台与各方伙伴在一年中做了各种探索和共创，但规模化做成功了吗？我们还在路上。”南都公益基金会助理秘书长黄庆委说。“公益好产品规模很小，社会需求很大，公益不求规模化，只能边缘化。”徐永光指出，对公益产品来讲，扩张往往会有风险，好的公益产品不愿意去扩张，结果就是浪费资源。不得不说，当前公益领域的需求与供给不平衡，公益创新通过规模化，确实可以形成有效供给。优质公益项目作为“规模化扩张”的最主要部分，其部分或者全部内容可以模块化或产品化，具有复制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说“好的公益产品不愿意去扩张，结果就是浪费资源，就只能被边缘化。”这样的论断，似乎有些偏激，毕竟好的公益产品是将社会资源有效对接，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不进行大规模复制，或许有其自身发展的考虑。此外，如果不能完全保证公益产品复制落地后的专业培训、执行效果、内容革新和有效监管，那么，盲目扩张，会不会让公益产品“水土不服”、“口碑受损”……如日渐降温的共享经济一般，看上去美好，但大多如昙花一现，无法真正适应市场需求，最终只是赔本赚吆喝，弹尽粮绝而亡。 “公益产品规模化标准”的界定，到底谁说了算？公益产品规模化扩展面临资源、环境、管理机制、人才等因素的制约，光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徐永光给出的解决路径有两种，一是向公司转型，比如转型为社会企业；二是进入“中国好公益平台”，进行优秀公益品牌的规模化扩展。但是规模化并不等于组织自身规模变大，最重要的是要看社会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总干事方树功表示：“我们需要中国好公益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把老人心灵呵护项目做成开源项目，任何组织都可以很方便地学习使用，联合社会公益、为老服务的资源一起为生命服务。”“十方缘”作为好公益平台上的优质公益产品，解决的是中国4000万无宗教信仰的临终老人“心灵呵护”的问题。 公益产品规模化发展的五个路径 中国好公益平台通过公益产品规模化发展的五个路径：开源、复制、政策倡导、机构扩张、商业接手，模式上如同“连锁加盟”，将一个好事变成“大好事”，有质量地解决社会问题、服务好充满热情的志愿者、捐赠者和购买者。徐永光在好公益平台成立之初，就特别注册了“益次方”商标，希望授予好公益平台规模化发展较好的公益产品。“益次方”即“益的n次方”，意为公益产品成效和影响力的成倍扩大，并逐步实现服务规模、成效和影响力的指数级增长。被授予益次方商标标志着公益产品已经取得了规模化的显著成果，成为行业示范和标杆；同时，“益次方”商标也可以帮助公益产品获得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从而取得规模化的更大成效。而今，好公益平台经过近两年的实践，提出了“公益产品规模化标准”，希望向业内征求意见，完善这一标准。有业内人士发文质疑，对“标准”的界定，到底谁说了算？的确，正如这位业内人说所言，目前中国好公益平台是标准唯一的解释方，其他公益机构和个人即使有意见，也无法进入其话语体系，从公平规则上来讲，这就注定是一只不平衡的麦克风，是一种话语霸权。因此，对于即将实施的“益次方”标准，还应该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考虑，引入第三方专业评判机构，让第三方机构来认定出台这样一套标准是否合理；不能让中国好公益平台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向“大”看齐，别忘“相信小的伟大”这个世界，99%的人是小人物，92%的国家是小国家，97%的企业是小企业。当所有人都向“大”看齐的时候，别忘记“小而美”的力量。推动公益行业可持续发展，当然需要公益产品的“规模化”，规模化能够让受益人群扩大，助力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但要警惕盲目规模化。对于一些处于“小”阶段尚且做不到“美”的项目，机构的使命感和价值感不明确，核心产品没有打磨好就申请加入好公益平台，盲目地扩张，这无疑是运动式公益，可能获得一时的影响力，但恐难持久。对于这类项目，建议好公益平台先帮助他们练内功，比如帮助做人力培训、辅导组织架构建设、帮助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等，而不急于规模化。否则，快速规模化也极有可能带来快速崩塌，规模化过程中如果在各地留下“次品”，还会带来很坏的社会影响。  原文转自 | 凤凰网公益图片源自 | 凤凰网公益网站编辑 | 陈洁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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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医养和朗力养老，两家公司的创始人都提到了资本对社会企业的巨大助力，绿康在接受银泰的投资后，准备将养老院扩张到整个长三角地区，朗力创始人刘英也对资本的积极作用赞不绝口。绿康和朗力是业内做养老的头部企业，自然是获得资本的青睐，但实际情况是多数社会企业面临的首要而且普遍的问题是资金不足。中国慈展会认证的23家社会企业中有13家注册资本不足 100万元，5家注册资本在100万元到200万元之间，仅有3家注册资本在 1000 万元以上。比注册资本少更严重的是，社会企业很难获得融资，我国的公益风险投资、公益创投还处于非常弱小的地步，远未成为我国社会企业的主流融资方式，社会企业和资本都还在探索如何找到更好的投融资方式。相比较而言，英国社会企业起步较早，发展比较成熟，这与其开放、多元的融资方式不无关系。总结其经验与不足，对解决我国社会企业的融资问题有重要意义。英国社会企业的融资方式英国是世界公认的社会企业发展成功的典范，从1844年的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到现在最普遍的社区利益公司，都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英国社会企业发展取得的成功与其崛起的众多智囊团、中介组织及机构对社会企业政策的宣传、研究与推广不无关系，但最根本的是通过建立涵盖法律、政策与金融市场以及社会投资生态体系，解决了社会企业发展的融资问题。英国社会企业的组织形式多样，有慈善机构的贸易部门、社区利益公司(CIC)、合作社、信托基金、社区发展金融机构与社会公司几种，但社区利益公司最为典型。英国慈善委员会特许CIC通过接受捐赠、资助、贷款与发行股票融资。目前，英国CIC依托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与民主决策方式提高了自我发展能力，依托法律因素形成的异质性社会资本有效拓宽了融资渠道、减少了融资不确定性、降低了社会企业的融资成本，基本摆脱了对政府拨款、资助以及公私捐赠等非稳定性资金的支持，已形成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两类融资。前者即留存收益，后者主要包括: 一是股权融资，CIC可通过私下募集、定向增发或股权转让方式融资；二是准股权融资，即依据投融资双方约定在未来一定时期与条件下可转换为股权融资的一种融资方式，与股权融资的主要区别在于投资者无支配权，但投资者在未来一定时期与条件下可按照社会企业盈利的固定百分比取得收益；三是债务融资，主要包含由于购买或接受服务等形成的企业负债、向金融机构借贷形成的长短期债务、租赁形成的债务以及发行社会债券形成的债务。其中，在贷款方面，英国限制社会企业基于绩效浮动利率的债务总额不能超过上年债务平均水平的10%，但按正常商业固定利率贷款不受限制。在债券融资方面，英国允许连续3年年收入超过2500万英镑的社会企业上市发行社会债券融资; 对财务实力较弱的社会企业可通过接受项目资助方式由社会投资金融中介机构发行定向债券。其他两种负债与一般企业无区别。从融资方式演进上看，英国政府先推进股权融资后推进债务融资，比如，1997年，英国内政部成立“风险资本基金”，为社会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与商业指导；2002年制定社区投资税收减免计划，规定投资的公司或个人5年内最高可减免25% 的税收；2004年，英国首家社会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公平贸易社会企业 Cafédirect(“咖啡直达”) 成功融资500万英镑；2013年6月，伦敦证券交易所推出全球第一家社会证券交易所，12家社会影响力企业挂牌上市，市值总额 48 亿元人民币。在股权融资中除发行股票外，更注重自身盈利能力提高带来的资本积累，这种演进既可以保护债权人权益，也可以降低社会企业的财务风险。英国社会企业的融资经验通过以上我们看到，英国社会企业的融资，政府在这里的作用非常大。转变政府职能，从输血式投资转变为造血式投资是英国社会企业融资历史给我们第一个经验。英国政府制定各种政策，帮助社会企业发展，让其有能力融资，比如，政府为减轻福利财政压力，将以往的直接资助转变为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投资者责任意识以及社会企业人员的培育，让社会企业成为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者。1997 年内政部成立“风险资本基金”，为社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为其提供商业指导; 2012年7月启动“社会孵化器基金”主要资助初创社会企业，帮助其提高吸引社会投资的能力。通过融资条件的设定，强化社会企业家的风险意识与责任意识，明确社会企业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比如发行社会企业债券需经过正式注册、章程中有明确社会目的、有健全组织架构与上市融资法律地位的有限责任公司或社区利益公司; 有较强组织经营能力与财务管理能力; 有长期稳健的商业计划与良好的偿债能力及信用记录。通过这些条件的限定，一是可以降低社会企业的融资风险与社会资本市场的金融风险; 二是可以激发社会企业自身发展潜力、培育社会企业的创新、竞争与发展意识，改变以往只重补贴、捐赠的争取，不计成本费用的控制与自身业绩的提升，只有真正让社会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才能通过市场业绩竞争社会资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时优先考虑社会企业。2013 年生效的《公共服务(社会价值)法案》，要求公共部门购买服务时优先考虑社会企业; 2015年27%的被调查社会企业主要收入来源于购买公共服务，59% 的社会企业与公共部门有业务联系。除了政府力量，英国还注重发展融资市场，发挥税收杠杆作用，让社会企业有资可融。2012年英国政府推出大社会资本，成立全球第一家社会投资银行，主要为成果基金、社会股票交易所与影响力风险投资基金等社会企业融资中介机构提供资金; 并且通过税收减免政策释放资金，2002年与2014年分别推出社区投资税收减免计划与社会投资税收减免计划，仅2014年该计划为慈善组织与社会企业释放约5亿英镑的资金；2015年取消社区利益公司分红限制，允许满足社会企业资金需求的私募股权基金产生合理的经济回报，进一步激发私人资本投资社会企业，同时也可以激励社会投资者对社会企业管理者的监督。英国是世界资本市场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如何让社会企业进交易所？英国政府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交易市场，创新融资产品，让社会企业有渠道融资。2010年司法部开始试点社会影响债券；2012年首家社会企业(残友之家)发行社会债券，成功融资2000万英镑；2013年6月伦敦证券交易所推出全球第一家社会证券交易所，12家社会影响力企业挂牌上市，市值5亿英镑。并且在融资产品的创新上，多品种、分层次推出融资产品。一方面，推出根据私人投资者实现社会目标实际结果进行付费的社会影响债券，该债券既可以利用社会企业的信息优势减少政府盲目投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私人投资者骗补与寻租的动机。另一方面，对初创社会企业与比较成熟的社会企业采取分类支持政策，一则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让初创企业与成熟企业有不同的融资方式，二则对初创企业的初始投资设计了退出机制，便于帮助更多的社会创业。用商业化手段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导者社会企业区别于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的一个显著特点为能够摆脱捐赠与政府资助，而主要通过商业化手段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对此，英国社会企业比较注重通过全球化运营与创新，提升资本积累能力。2015年英国社会企业在营业额、创造就业岗位、劳动力增长、创新、企业乐观度与启动速度等方面均好于中小企业，52%的被调查社会企业营业额呈增长趋势，高于主流中小型企业(40%) ;73%的被调查社会企业通过市场交易取得的收入超过总收入的75% ，50% 的社会企业有盈利，26%处于收支平衡，几乎所有社会企业都将盈利再投资，用于实现其社会或环境目标。59%的被调查社会企业开发了新产品或新服务，远高于传统中小企业的38% ; 14%的被调查社会企业有出口业务或有出口许可证，1 /3 以上被调查社会企业的国际贸易收入占总收入的11%－50% 。当然，英国社会企业的融资也有很多的问题与不足: 第一，尽管社会影响债券在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缓解地方政府资金压力、帮助社会企业发展以及分摊社会投资项目失败风险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难以考核社会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其社会价值，比如再犯罪率降低与该社会投资的关系大小; 再犯罪率的降低与残疾人就业率、青少年失业率的减少、儿童福利的提高等的社会价值如何评判及各自的投资率如何确定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有时难以操作。第二，依然没有解决最根本的资本投资经济利益与社会价值的悖论问题。社会企业融资困难的一个原因在于: 融资后的资产归属以及资产的安全性问题，资产归属不仅涉及到资产的处置，还涉及到资产收益的归属与分配。尽管尊重投资者利益，取消利润分配限制可以鼓励社会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有助于解决社会企业的融资问题，但社会企业毕竟不同于一般企业，其有多重目标、多重价值、多元化投资与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仅仅取消利润分配限制，而对分配标准与分配基础没有明确界定，将可能产生借社会企业之名行盈利之实，进而吞噬捐赠、补助、税收等好处，这样势必影响到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引发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其社会价值的质疑。但是不管怎么样，英国资本市场的繁荣，特别是公益创投的发展，还是值得中国社会企业投投资高度关注与学习的。原文转自丨中国社创号图片来自丨中国社创号网站编辑丨李雅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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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由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扶贫办指导,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西藏自治区网信办联合主办的网络扶贫双语手机捐赠公益活动发布会暨网络扶贫工作推进会在拉萨举办。腾讯公司前期通过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已向藏区群众捐款2500万元,用来购买双语手机,以帮助藏区群众更加方便快捷地使用移动终端,突破信息服务的语言障碍。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丁业现在发表致辞时指出,实施双语手机网络扶贫项目,必将为深入推进西藏网络扶贫工作注入强大动力,进一步助力西藏脱贫攻坚。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高翔表示,2016年以来,中央网信办着眼为藏区贫困群众提供双语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全力实施网络扶贫双语手机项目,积极承担扶贫开发的责任和重担。腾讯公司副总裁谢呼在活动上表示,作为互联网企业,腾讯有责任、有义务积极响应中央网络扶贫号召和行动计划,为西藏地区脱贫致富尽一份力。接下来,腾讯还将支持第二届汉藏应用程序开发评选征集活动,为藏区群众提供丰富的双语手机应用和服务。近年来,腾讯公司一直致力于“连接一切”战略,通过“互联网+”助力社会均衡发展。2014年,腾讯用“互联网+乡村”的方式,在贵州省黎平县铜关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村级公众服务号,以多种乡村服务为基础支撑,打造出一个为乡村连接信息、财富、情感的“为村”模式,截至今年6月,腾讯累计投入5000万元用于“为村”平台的技术支撑、运营维护,覆盖17个省(区、市)的6162个村庄,涉及18个国家级贫困县。在捐赠仪式结束后,互联网企业代表共同发布《网络扶贫倡议书》。现场还设置手机体验区,展示了来自华为、小米捐赠的首批双语手机和移动应用。中央网信办、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西藏自治区党委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原文转自 | 公益在线·中国图片转自 |  公益在线·中国 网站编辑 |  陈洁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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